因此,“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必须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牢牢把握“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总格局,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改善供给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1.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当前,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大趋势,我们完全无必要,也不能采用强刺激政策重新把经济增长拉回到高速增长状态。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放任经济运行“硬着陆”和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在潜在经济增长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淡化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关注,更加重视利用就业、物价、利率、汇率、产业景气等方面的信息,综合判断经济运行是否处于合意区间、是否接近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防止在宏观调控上发生方向性错误。
2.积极构建开放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新框架。目前我们的产品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了,资本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也在快速推进。这给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根据弗莱明—蒙代尔模型,在资本开放的条件下,如果保持汇率稳定,那么我们将会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也意味着将出现货币政策被动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宏观调控主要依靠财政政策的局面。反过来,如果维持浮动汇率,我们可以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的效果将会严重打折(甚至完全失效),从而出现宏观调控主要依靠货币政策的格局。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实行宽松货币政策,除了有财政支出空间受到挤压的因素之外,开放条件下的政策搭配也决定了其只能这样做。我国是一个大国,需要保持货币独立性,为此,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波动,也表明了决策当局的基本立场。但无论是国内的学术界还是决策层,都存在着主要依靠积极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认识误区。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新框架。
3.完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货币政策要加快向“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过渡,在着眼于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放松对货币供应量或社会融资规模的依赖,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充分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各种市场信号来实施货币政策操作以提高政策效果。财政政策方面,则要加快建立统一预算的步伐,把所有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以消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左右互搏”的局面,显著提高政策效力;同时,要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将宏观调控职责向中央政府进一步集中。
4.推动结构优化与升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一是加快重点产业的兼并重组。冶金、建材、化工、造船等行业是拉动上一轮快速增长的火车头,也是产能过剩突出的产业。我们要顺应产业演变的内在规律,以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手段,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显著提高上述产业的集中度。二是大力发展接续支柱产业。对于金融、文化、信息、环保等接续主导产业,则要着力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释放产业活力。三是完善政策,大力培育3D打印、智能制造、大数据、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需要指出的是,在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应往哪个方向努力?企业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给出最终评判标准的只能是市场。因此,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5.推动发展成果共享,拓展发展空间。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不仅是推动发展成果共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扩大内需、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需要。应加快推进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除不确定性预期,激发居民消费的潜力;同时要切实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推动发展成果共享。
6.积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要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积极推动自贸区、自由投资协定的谈判,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步伐;要推动出口企业经营转型,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要引导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要着力提高对重要能源、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的话语权,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