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4）

从世界历史演进看，社会的转型时期往往是思想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时期，各种社会思潮都力争施加更大影响，以最终影响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也不例外，比如在历史学领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其实在争论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是什么，中国下一步应该走什么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社会利益多元化程度在不断提升，滋生了一些利益集团，他们要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施加影响，以便能按照最有利于他们利益的原则来选择发展道路。另外，客观上对外开放也使我们的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思潮和理论的影响，而西方社会科学的思潮和理论都内含一种范式或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样的影响下，我们的各门社会科学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特征（像经济上的市场制度、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具有“普世性”，中国应该选择西方所谓具有“普世性”的发展道路。

而前一阶段，我们在应对这种挑战、坚持自己的指导理论方面也存在自身的问题，比如我们过去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体系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有着一定的教条性，而正本清源的工作又远未完成。

在众声喧哗中立主导、谋共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发展，为我们破解有关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提供着绝佳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我国各门社会科学的学者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理论上的正能量。

吴英：在社会转型时期产生各种思潮的争论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发展，为我们破解有关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提供着绝佳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我国各门社会科学的学者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理论上的正能量。

首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做到“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针对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教科书体系遗留的问题，当前为更好地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我们应该着手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在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的同时，能够解析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是一项非常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门社会科学学者的通力合作。

同时，我们还必须提高对西方各种思潮的辨别和批判能力。在价值中立和客观公正的幌子下，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理论都暗含着一种意识形态倾向，那就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而目前我们的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问题，像在历史学中就出现了用引自西方的几种史学理论和方法（现代化史观、后现代史观、全球史观、生态史观、文明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和编撰的呼声。可见，增强对西方社会科学各种思潮和理论的辨析和批判能力是我们的社会科学需要加强的工作。这是同对唯物史观进行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的重新解释工作紧密相连的一项系统工程，非常紧迫。因为任何懈怠和失语都会使我们的研究与教学受损，并导致相关人才储备的缺失。现在是应该大声疾呼的时候了！

王志红：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与衍生不是思想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颓废无聊情绪的偶然现身，而是在社会转型中历史与现实的价值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彰显。为此，把握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价值幻灭的实质和脉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导论”价值形态的新价值秩序，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主导论”价值结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内含当代中国社会三大基本价值结构，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国家价值观）、作为学术思潮的观念思想体系（知识价值观）和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话语体系（社会价值观）。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价值分立、价值差异和价值共识的三重逻辑关系：一是“主导论”的价值分立不是以西方自由主义多元论或唯心主义一元论为前提，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多样性统一为原则。二是在价值结构的层次上，表现为反映国家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与体现多种利益格局的多样性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的“主导”与“并存”关系，以及形成差异性价值共识的需要与可能。三是主导价值论的价值差异是以“和而不同，同中有异”为核心理念，是建立在“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基础上的引领性价值认同体系。

何怀远：抵制和消解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任务。第一，大力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课程教学，确保高校教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论水平，真正让我们的生长型人才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历史，提高辨识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水平。第二，完善制度机制，净化风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图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宏观上、根本上的巨大优越性和微观上、具体体制机制上的漏洞同样存在着，我们只有完善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才能使历史虚无主义的惑众行为失去市场。第三，我们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要利用新兴媒体，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片面性、虚伪性。西方国家侈谈博爱，他们的政治家却精心设计纵使社会主义国家青年“变质、发霉、腐烂”的战略规划；他们以人权卫士自居，却疯狂监听本国和他国人的私密通信；他们到处挥舞人道主义大棒，却在南联盟、伊拉克等地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他们被历史虚无主义者称为“文明的榜样”，却用享乐主义人生观将人变成“消费机器”，将社会生产机制构建为“西西弗神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霍文琦/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