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指出,第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要调整政府角色。一是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例如浙江推行的“四张清单一张网”,这是未来政府改革的方向;二是加快国企改革,如果没有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很难建立起来;三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主导权退出以后,财税改革一定要到位,尤其是土地财政要改革;第二,政府改革要为创新驱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要为民营经济提供一些条件;第三,注重改革的联动,诸多方面的改革要取得实质性进展,政策需要联动,如果各自改各自的,就很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经济下行压力下要防止走回头路。刘尚希认为,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政府更容易强化组织功能,抑制社会的自主功能,这在金融方面非常明显。当前金融抑制主要是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的自主治理功能受到了抑制。如果金融政策不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就很困难。
3、着手清理各种产业政策、刺激政策。王小鲁认为,各级政府应该从过度参与、推动投资中退出,着手清理各种产业政策、刺激政策,回到普惠性、鼓励竞争的政策上来,把重点放在维护市场秩序、鼓励公平竞争。
形成服务贸易强国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1、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迟福林指出,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变化和“一带一路”开放战略深度实施的大背景下,推动我国从货物贸易大国走向服务贸易强国,到202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至20%,以此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优势,并倒逼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
魏礼群强调,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围绕中央提出的“一路一带”,加快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同时要与国内发展服务外包有机结合。
2、把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迟福林认为,要积极建立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外资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遇;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壁垒,把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双边或区域合作的重点。
3、抓住全球服务外包的新机遇。隆国强认为,服务贸易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信息服务业过去不可贸易的服务,现在变得可以贸易了,像ITO、BPO、KPO这些信息技术服务可以跨境进行交付。但总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要抓住全球服务外包的机遇。
迟福林认为,服务业外包逐步取代制造业外包是全球化的新趋势。从全球分工看,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是服务外包产业链的上游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服务外包的承接主体。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示范城市品牌、技术、信用方面创建的成功经验,推动服务外包市场的规范和快速发展,充分利用服务外包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