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2）

以加快结构调整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1、结构调整决定“十三五”增长前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结构变动时期，面临非常多的结构性挑战，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大。一是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会继续走低、疲软，中高速就很难保住，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可通过结构调整走出经济增长下滑的困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隆国强认为，从全球视野来看我国，短期是缓解产能过剩问题，中期看就是结构升级问题，尤其是制造业的升级。

2、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迟福林认为，实现中国智造是工业转型升级的总目标。“十三五”是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5年，需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信息化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重点是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隆国强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要有全球视野。从我国现实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不能简单地丢掉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制造业，而去追求那些短时期还很难形成优势的制造业。“十三五”，从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升级到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果把这个升级做到位，增长空间就很大。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认为，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很重要，“十三五”重心要放在产业内部的升级改造上，通过创新改造传统产业，让它有竞争力去跟外国竞争。

汪玉凯强调，转型升级一定要树立互联网的思维，由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改造传统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3、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魏礼群认为，“十三五”结构调整要往服务业方向发展，要提高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隆国强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服务业比重高了，结构就优化了，服务业内部千差万别，有高端也有低端。推动服务业升级更多地是强调高生产效率的服务业，而不能笼统地说服务业占比高了结构就优化，需要对服务业进行细分。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认为，我国现在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仅为1000美元左右，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离服务业主导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而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就要实现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口城市化，使服务型消费成为消费的主体。

4、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迟福林认为，我国投资消费结构不匹配的矛盾突出，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例如，投资与消费的不匹配带来产能严重过剩和供给短缺的同时并存，导致投资整体效益的下降；投资消费失衡、投资过快扩张推高了债务危机风险。为此，“十三五”要加快消费导向的投资转型，调整投资结构，使投资与消费相匹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认为，抑制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我们现在恩格尔系数比较高；二是居住模式，例如东京的住房，土地价格和建安成本是1：4，而我国北京正好是颠倒过来4：1，这与土地制度有关；三是社会保障存在制度分割的问题。

王小鲁认为，当前经济增长疲软，说到底还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消费拉动有限，造成结构错位。如果把结构调过来，那么经济增长必然得到更有利的支撑。为此，“十三五”消费要承担更重要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

5、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迟福林认为，从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与时间空间约束看，“十三五”结构性矛盾不解决，不仅转方式、调结构很难有实质性突破，而且很可能增大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为此，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推进财政、税收、金融、教育等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张占斌认为，“十三五”结构性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一是通过金融的结构性调整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二是教育的结构性调整，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需要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作支撑，高等教育要与产业、职业教育更好的结合，使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快；三是国企的结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在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同时，让一些股权能够流动起来，形成更大的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