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计。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１９５６年全面冒进了，在１９５７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１９５６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１９５５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１９５６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来说，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质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说１９５６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１９５７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地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业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要求国民经济年年都毫无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人认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或者财政收支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以１９５７年的计划数字同１９５２年的实际数字作比较，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一点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亿元。以钢的产量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将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略时候的东北在内，从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４８年，四十九年合计的钢产量不过七百六十万吨。当然，拿目前我国钢的产量同工业发达的国家的产量来比还是很低的。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方针，今后仍然应该继续坚持。我国１９５７年的农业计划如果完成，农业总产值比１９５２年将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六千万元。以粮食和棉花来说，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６年五年间的实际产量合计，粮食为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亿斤，棉花为一亿三千万担，而旧中国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６年五年间是我国解放前农业收成比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合计只一万三千亿斤，棉花产量合计只六千零五十万担。不要忘记，在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６年这个期间，还有两个大的灾荒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我们开工建设的有八百多个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许多水利工程和铁路工程以及长江大桥工程等等，规模都比较大，技术都比较新，其中由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工程，在技术上都是头等的。这些建设工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在第一个五年内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建设工程，多数都是旧中国时代所不能想象的。第一个五年期间铁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期间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例如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第一个五年合计为二十八万人，这就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的建设人材，而旧中国从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４７年，三十六年合计不过二十一万多人。拿财政的情况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的财政收支各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国外借款收入三十一亿元，只占国家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这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基本上是依靠内部的积累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的。五年的财政支出，用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经济建设事业和社会文教事业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国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我国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善，这一点，我将在报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说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是无可否认的。那种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抱着敌对的态度，故意抹煞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样的人，他们最不高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向往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们的困难是，全国广大人民并不站在资本主义那一边，而是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

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是为六万万人的生活着想的，这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只顾少数人发财享受不顾多数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还很落后，生产消费品的供应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国的农业，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照顾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须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顾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必须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业的建设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种情况，说明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如果不对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进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分配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四年来实践证明，这个政策保证了城乡人民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最必需的价格合理的生活消费品，免受私商的剥削，即使在发生灾荒的年份和灾害严重的地区也是如此。这个政策支援了工业建设，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怎么能够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呢？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贪图少数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恋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想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我们批判这种错误观点，并不是否认在统购统销方面存在着某些缺点。例如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一度曾经因为供应过宽，不得不增加收购，在某些地区就发生购粮过多、留粮过少的现象。又如，对棉布的统销工作，去年棉布增产较多，供应宽了一些，今年棉布减产，不得不减少供应。这都是由于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顾后和统筹安排不够所产生的缺点。对于各种缺点，政府将继续注意检查和改正。

有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认为我国在建设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这是一种极端有害的看法。我们认为，向苏联学习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学习。如果学习得不好，责任完全在于我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先进经验，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不向苏联学习，难道向美国学习建设资本主义的经验么？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才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我们不应该硬搬别国的经验，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必须有所选择，并且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当我们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时候，对别国的经验要选择恰当并不容易，要做到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更不容易。提高选择能力和学会正确运用，不但要有一定的时间，而且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学习得好，可以缩短时间，也可以少付代价。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同时，我们又必须批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都当作教条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在目前，正当右派分子用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就有更重要的意义。应该肯定，在今后我们还要认真地向苏联学习，向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当然，其他国家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只要有可能，我们也都要加以学习。

下面我想对于教育改革和向科学进军两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关于教育改革问题。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几年来，我们作了这样的改革，并且有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今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还应该继续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过去，教育部门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这些缺点今后应该改正。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教育改革中有这些缺点，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基本的，甚至根本否认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企图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旧中国教育的老路上去，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教育改革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问题。旧中国的高等学校，由于要适应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需要，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且大多数院系庞杂重复，培养目标笼统模糊。各科中工科所占的比重很小，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是袭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旧教育的这种情况根本不能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在解放后头几年的国际形势和内地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又要求有一部分学校实行内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和各个高等学校几年来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巨大工作，使我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体上能够适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的需要。但是，教育部门在进行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是有缺点的，例如，对某些学校安排不当，对老教师的意见和经验重视不够等等。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今后应该力求保持高等学校的稳定，以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且要更好地结合我国的实际，稳步地改进现有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材。 

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过去教师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但是这次整风运动证明，要使教师们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具备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其次，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着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今后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几年来，学校的政治教师作了不少的工作，今后他们应该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发挥更大的力量。

现在我来谈谈学生毕业后参加劳动的问题。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工农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要求大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参加劳动者的队伍。解放以来，我国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要适应国家对高级和中级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较多。这样，就造成了近几年来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只有一小部分参加工农业生产的现象。特别是去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多招了一部分学生，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就更加增高了。但是，应该指明，这种现象却是暂时的和不正常的现象，经过国家的妥善安排以后，它将逐渐地转入正常的状态。今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都将根据计划少招一些学生，今后我国的各级教育都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地发展。因此，今后，一方面每年将会有更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升学；另一方面，每年又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这才能使我国有文化的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加，知识分子的队伍日益扩大。这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现象，也将是今后长时期内存在的现象。

旧中国的教育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的，从小学起，特别是从中学到大学和出国留学，劳动人民是很少有份的。新中国的情形就根本不同。我们的教育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近几年来，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他们想把子弟送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更加迫切了。因此，尽管我国的各级教育事业几年来的发展在速度上和规模上都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但是，总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我们的教育事业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发展，而不可能把好事在一天之内办完。

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高等学校中也应该加强劳动教育，学生毕业后一般地应该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今后应该对此定出一些制度，逐步实施。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时社会上特别是一部分干部中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因而造成了不少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劳动人民，毕业后不愿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不健康现象。我们应该向所有的青年学生确切地讲明，我们的国家就是因为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在我们的国家里，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工人和农民是最有前途的人。青年学生都应该把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看作最大的光荣，同时又应该认识，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是有困难的。新中国的青年应该不怕艰苦，下定决心吃苦，老老实实地劳动。全国学生的家长们和社会舆论都应该鼓励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农业生产劳动，要继续批判一部分家长和干部轻视体力劳动，阻挠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错误思想和行动。教育部门应该根据上述教育方针，在过去几年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对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彻底地稳步地加以改进。

我还简单地谈谈派遣出国留学生的问题。七年来我国派遣了七千多人出国留学，派遣的标准一般是按照政治、业务和体格三个条件，这是对的。为了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前，我们对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曾经特别着重政治条件的审查，这是完全必要的。值得引为教训的，是当时在审查政治条件的工作中有形式主义的缺点，因而还有个别政治品质不好的学生也被派出去了。同时，对留学生的业务和体格条件也有注意不够的地方。我们决定今后一般不派高中毕业生，只派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去学习国内所缺的专业。选派留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重视政治条件的审查，而且要克服上述的各种缺点。有人认为过去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中，革命干部的子女占多了。事实怎样呢？根据已有的统计材料，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６年，我们派出留学生六千四百三十五人，其中革命干部的子女还不到百分之三点五。由此可知，那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向科学进军。

以往一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国科学事业有了重要的发展。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并且已经作为试行草案，付诸实施。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试制了１９５７年的年度计划。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成为常设机构。各方面科学研究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科学工作者的队伍也有了扩大。科学工作体制的原则已经确定。科学工作中的协作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关于图书仪器等科学工作条件的问题，已经或者正在拟定方案，逐步加以解决。有些重要的科学实验设备正在建设中。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功率为七千千瓦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α粒子的回旋加速器，正在加紧建设中。科学研究，一年来也有不少成就。所有这些，都鼓舞了广大科学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同时，各部门、各地方对科学事业也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

在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却有人说，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甚至有人说，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好象从解放以来，我们在科学方面不仅没有丝毫成绩，而且是倒退了一样。我们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吗？请看事实：第一，现有科学事业的规模，虽然离我们国家建设的需要还很远，但是，无论在研究人员、机构、经费和设备各方面，都比国民党时代大得多。第二，在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也不是国民党时代所能比拟的。首先是许多老的科学研究机构在研究工作上有了新的发展，同时，许多新的学科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发展了一些与工业建设和国防直接有关的学科和新技术。高等学校也开设了大批新的专业。第三，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科学家们在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力量，还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第四，全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的指导下，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斗争中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在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可能设想的。社会科学有强烈的阶级性，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第五，科学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中。老科学家们经过思想改造和工作实践，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一般地都提高了。留学生陆续回国，增强了各门学科的力量。大批高等学校学生毕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后备力量。根据以上种种，怎么能说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比国民党时代还落后呢？还要补过去十二年的课呢？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科学家在国民党时代非常困苦的条件下所做的努力和获得的成就，而且我们从来就把他们这些得来不易的成就作为中国科学财富的组成部分。说新中国科学落后于国民党时代的人，无非是否认我们科学家八年来的成就，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罢了。

对于科学规划，有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科学事业不可能作全国性的长期的规划，只能由科学家自发地分散地进行。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邀集了几百个科学家，集中他们的智慧，制出我国科学发展的初步蓝图，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这是十分必要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做斗争。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和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当然，这个规划，以后必须根据各种新的情况，不断地加以补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这个规划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今天的初步蓝图，就不可能有将来日益完备的科学工作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事业，也必须是有计划的。在国家规划之外，无疑也应该允许科学家从事他们自己所专长的某些研究工作，以便充分发挥科学家的潜力。但是，反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使科学事业陷于无政府状态中，这对社会主义、对科学事业本身都是不利的。

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协作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地进行工作。政府今年在医学、农学和机械等方面，已经制定较好的协调方案，并且已经部分地见诸实行。这种作法，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加速了科学工作的开展，以后应该加以推广。有人只赞成本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不赞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门科学工作的发展，他们往往反对协调工作，甚至拒绝国家对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调配，这是一种严重的本位主义作风，应该加以批判。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一方面要提倡“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因门户之见而妨碍协作。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应该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这是组织我国科学队伍的原则问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

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的结果。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目前许多领导人都不是科学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有人甚至认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存在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就教育自己的干部不断地在工作中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事情，逐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做好工作。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领导，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对于学术问题，我们从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进行干涉，我们的领导方针是“百家争鸣”，就是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问题。对于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八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就是管理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机构，它负责统筹安排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科学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的工作。十二年科学规划，是几百位中国科学家集体劳动的成果，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大部分也是科学家，这怎么能说是不信任中国科学家的表现呢？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这种理论，对科学队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三、关于人民生活

解放以后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首先，让我们来看占我们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状况。解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总值是逐年上升的。１９４９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是三百二十六亿元，１９５６年上升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比１９４９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九。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１９５０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１９５６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１９５０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国家供应给农民的消费资料也随着增长了。１９５６年比１９５０年，棉布供应增加了两倍，胶鞋增加了一点九倍，食盐增加了将近一倍，糖增加了二点三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香烟增加了一点四倍。在五万万多的农民中，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这样大，是旧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占全国人口第二位的职工的生活状况。１９４９年末，国家机关、公私企业和事业共有职工大约八百万人，１９５６年末增加到二千四百万人，其中有私营企业转为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员和乡村干部共约三百万人。在七年中间，我们解决了约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１９５２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每人四百四十六元，１９５６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七。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的人对新中国人民生活的这种显著变化熟视无睹，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工人和农民是人民的最大多数，他们的生活改善了，怎么能说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呢？应该承认，有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少数职工，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解放以前的几年有了改善，但是还没有恢复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广大工农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得太多太快。至于占人口极少数的旧社会的剥削者，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解放以前降低了，这是完全应该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少数剥削者过着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而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人民却处于贫困的半饥饿状态。只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够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首先保证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时也照顾到其他阶层的合理需要。那些说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的人，如果他们不是把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不加分析地当作普遍的全体的现象来下断语，那就是在他们心目中只想到极少数的剥削者而没有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

我们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穷，因此，人民生活水平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来说是很低的。解放以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快的，但是，按全国人口计算的平均产量，却增长得相当慢。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速度，而其中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农业的增长速度。我们是六万万人口的大国，如果每个人每年增加一元钱的购买力，全国人民的购买力就增加六亿元，国家也就必须相应地增加六亿元消费资料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吃的，就需要增加六十亿斤粮食的供应。如果人们用来买穿的，就需要增加两千万匹的棉布供应，也就是要增加两百万担棉花的生产。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６年，我国消费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大约增加三十多亿元。扣除小量的储备和每年人口增长所消费的部分，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每人每年只有四元左右。这些数字表明每年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出现消费资料供应紧张、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不平衡的现象，就会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因此，六万万人民生活的水平只能在本国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不可能要求太快。有些人不从我国上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为一进入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水平马上就能够有很大的提高，而不懂得必须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建设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道理。过去我们对于这些道理向全国人民说明得不够，宣传得不够，这是有缺点的。但是另有一种人，他们天天埋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口口声声称道美国生活方式，他们是在幻想把中国拖回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重新过那极少数剥削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