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 ——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改革新思路（上篇）（5）

（二）国有企业改革与主要思路

国有企业改革关键是它的再定位问题。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如何让国有企业把正确的事做正确？如何做正确的事，责任在于政府，不在于执行层面的官员，更不在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比如说“地王”现象，我看到一件很怪的事，一个国有企业拍出了一个超过标准10倍的地标，是“地王”，最后没有办法开发。其实它是国有企业跟政府搞的双簧，政府说你今年内要成交，不成交的话罚你多少钱，成交的话罚你多少钱。到最后他宁愿接受罚款，也成交了，最后一算他还能够赚好多钱。事情不在于他们的非法或者不道德的交易，而在于什么？而在于政府看重的是通过这个留标或者是中标，把地价拖了10倍，一下子收了很多钱。像这样的事，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干的。

垄断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另辟蹊径。现阶段必须得由政府经营的，可以成立政府性公司。垄断行业必须得有政府垄断的企业，那就不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或者现代产权制度，它可以用模拟市场的方法进行运转。

按照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分析，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受其绝对报酬的影响，也受到其相对报酬的影响，实际相对性可能更决定幸福感。就是说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绝对收入，而且关心自己的相对收入，如果他发现自己的收入和他人的收入差距超过合理差距时，他就会产生不公平感，从而影响其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国有企业要着力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维护市场经济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现在中国共有115家央企，基本形成了资源性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垄断地位。表现为政府垄断利益、垄断权力，让国企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从而获得垄断利润。所以垄断是计划经济最后也是最顽固的堡垒。

国有企业长子是干什么的？是来维护整个大家庭的稳定，还是对不同地位不同的人进行分配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游戏规则，有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产业。欧洲过去是长子继承制，长子去世以后是后面的人，没有规定过，但是该谁就是谁。这个很残酷，长子一去世，长嫂就该倒霉了。再反过来，这是中世纪留下来的，运行上千年以来，长子非正常死亡率在所有人群中是最高的。

国企用高利润实施高工资、高福利和老总高年薪制，引发了行业分配不公和腐败案件。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民航经常晚点，民间银行创办难，油价、电价放不开，这些都是垄断体制。将国企拆分形成经营主体，实行市场化运营。比如说，我们知道铁路现在还是一个大公司，那能不能把铁路一分为几呢？将铁路建设公司和铁路运营公司分开，然后铁路建设公司也分成四五个，最后让政府购买，再搞个铁路维护，这是可以考虑的。

国有企业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很有意思，比如说高校去行政化，研究单位去行政化。结果有一个985高校的校长说，我到地方去怎么接待我？有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有一年去美国，当时的美国财长接待的我。后来咱们财长去美国，人家却不接待，还说外交不对等。因为什么？我以为是我个人关系，后来见到这个人，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不接待我们的财长？他说我跟他不对等。我说那你怎么接待我？他说我跟教授是商量的，官员谁都能干，教授不一定谁都能干。外国人对教授的尊重要远远比对官员尊重的多。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基辛格，他是官员还是教授？他当官前是教授，当官以后想回去当教授，没门了。哈佛大学不要他了。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人现在是当官当腻了，最后当教授了，部长都当院长了。这是中国很怪的一个事。比如说我加入一个国家一级协会，今年给我增选为常务理事。结果他的领导跟我谈话，说你知道这个理事我给你争取来多难？我说一个理事有多难？后来一看，一共47个常务理事，44个竟然是副省级以上干部，剩下三个是学者。而且学者里面唯一不带官衔和行政级别的就我一个。大家想，这样的国家能好吗？那些官员怎么能够去搞学问呢？像基辛格当了官以后就不让再当教授了，因为讲不出东西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国有企业要去行政化。

还有一个是要解决国有企业独资和控股的问题。能不能实行产权多元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吸引民间资本到金融、铁路、电信等国有部门进行投资，吸引海外、南方资本到黑龙江国企投资。为什么今年提黑龙江这么厉害？黑龙江在2014年全国GDP增长最低，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太多了。东北都是这种现象，国有资本锁定社会资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股权多元化以后，民资和外资进入国企，也引来了发言权和管理权，改变国有独资控股这个局面。多元化以后，国有企业的国资应不应该控股或者绝对控股，这又是引发了一些新的治理模式的竞争。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了国有企业的规模红利。在未来的改革中，国有企业能不能创造制度红利，可能是关键。比如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GDP增加的快不快？2001年到现在增加的多不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阿里巴巴是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能用的方法我们国企能不能用？整个人类都很怪的，企业能用的方法政府用，民营企业个人用的方法企业用。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首先介绍了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成绩。成绩是主导的。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导致我们国家逐渐市场化了。这个和前苏联的国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放任和不负责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叫北京共识，渐进式的。过去我们在世界上的经济发展中不是主流，现在看着是主流了，越来越是主流了。特别是一些世界机构把我们中国人请去当了老大以后，当了总干事以后，发现我们这些模式特别适合后发国家。什么模式呢？就是渐进模式，然后逐渐退出。因为国有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下一步还是要退出竞争性领域。我们增加了我们的控制力、领航能力、战略布点能力。

第二，新常态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再定位。新常态是习总书记对新时期发展的一个概括。我把它总结成4321，一个梦，一个是时空的转变（一个时间节点，一个空间节点），三个转变，四个全面，这样去解决它。我们国有企业将来可能在重大的国家战略、国家控制力、国家创新力这个方面，创新平台格局方面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