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成绩单为啥仍“不解渴”？（2）

下放的权力“含金量”低　不少优惠难“落地”

一年多来，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798项行政审批事项，提前兑现了取消下放三分之一行政审批的承诺。但记者调研发现，随着简政放权的提速，一些新问题也伴随而生。

——审批刚取消，又来了中介机构的前置“审批”。今年海南省两会上，海南现代科技集团董事长邢诒川指出：“一个建设项目，从拿地到拿证，要经过24个中介机构的‘关卡’、送审48个评估报告，要想加快审批，就得塞‘加班费’！”原本还有章可循的政府审批反而成了无章可循的中介寻租。

——遭遇“中梗阻”，中央取消地方却“阳奉阴违”。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2013年8月1日起全国统一取消和免征“利用档案收费”等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时至今日，记者咨询多地房产登记中心发现，南宁、武汉、长春、济南等多地房地产档案部门对于一张薄薄的房产档案证明，仍收取数十元费用，一些地方的物价部门不仅给违规收费发放“通行证”，有的甚至称，之所以对公共信息也要高收费，是要拿来养人和支付系统升级的花销。

——多部门改革联动缺位，实际效果打折扣。西部某市，一个私企业主在当地投资一家企业，简政放权改革，相关审批权从市发改委下放到了县发改委，但十几个部门，下放的只有发改委一家，原来跑市级部门，现在还得市县两级一起跑，“长袖短袖都得顾”。“简政放权有的部门放了有的没放，不仅没效果，反倒增加了办事难度。”这位企业主无奈地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一年多来，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但原因并不复杂，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调自己的利益、“动自己的奶酪”，肯定会受到阻碍，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容易的已经做了，接下来必须痛下决心、壮士断腕。

拆除利益“玻璃墙”还要做多少事？

“一些地方，政府不该管的不管，麻烦少了，但财政供养的政府工作人员少了吗？对市场放权，减少企业负担，那宏观税负减少了吗？权力下放，与事权对应的是财权，那地方的财权是大了还是小了？”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认为，从这个角度看，简政放权尽管成绩显著，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任重道远。

记者采访到即将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和有关专家呼吁，简政放权要拆除利益“玻璃墙”，让百姓真正感到实惠，要在五个关键字上下力气。

“减”——不仅要对政府过度权力做减法，还要减职能、减机构、减人员。李佐军表示，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职能、减少政府行政审批的权力，同时根据职能和权力调整减少机构减少人员，“拆庙和还俗”齐头并进，只有全面改革，才能真正增强改革效果。山西省晋中市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些地方权力下放了，中间人却越养越多。“如果说取消部分审批权是简政放权的突破口，那么人事制度改革则是简政放权的定音锤。”

“转”——干部的心态作风和相应考核体系亟待转变。不少基层干部表示，简政放权后，当前出现了“不审批就不知道干什么”“都讲法就不知道怎么干”“从严了就不敢和企业打交道”等新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面对简政放权的新常态，干部必须适应依法行政、有责必履的新状态，相应的考核体系也应重新构建，向基层干部传递明确清晰的激励信号。

“通”——破除“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吴青指出，为了真正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不仅要清理审批，还要清理前置备案、红头文件的变相审批，更要落实监督机制，部门自我约束和监督，必须从顶层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打破行政垄断、地区封锁、部门梗阻。

“效”——政策千万条，市场主体和百姓感受不到都是“白条”。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任郭乃硕表示，简政放权不仅要做顶层设计，还必须汲取基层智慧，优先解决百姓和企业所急所难。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建议，要强化第三方评估和企业等市场主体评价改革效果的办法，拒绝“纸面政绩”和部门成绩“自说自话”。

“界”——放权同时，固定市场和政府边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认为，要破除权力减了又增，边减边增的往复循环，该舍弃的必须舍弃，该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不能缺位，关键是将行政权力的边界落实到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加大“三个清单”在全国的推广落地力度，最终实现“法无规定皆可为、清单之外无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