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之一,党的领导人在一些重要讲话以及党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决定中,经常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等。但是,一些基层党组织在传达学习时大多是照本宣科,不少流于形式,到头来“共产主义”在不少党员干部那里仍然是一头雾水,至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也是不求甚解。
表现之二,一些理论工作者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出于捍卫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需要,为回应和批驳有关错误言论,常常引经据典,作出连篇累牍、不厌其烦的阐述和论证,但实际效果并非所愿,有的甚至适得其反,招来质疑、非议和谩骂。
表现之三,由于受市场功利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教条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呈现复杂多变的倾向,突出表现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上:一是一些人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字句、经典论述上,对于当下中国的诸多现状多有不满,但又深感无力回天;二是在一些人那里“共产主义”俨然成了陈辞滥调、保守僵化的代名词,他们对于共产主义信仰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而是常常含含糊糊、闪烁其词,甚至刻意回避;三是一些党员干部表面上高调唱和,私底下我行我素,你讲你的、我干我的,两不相干,岂不美哉;四是一些党员干部沉湎于追求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等现实功利的目标,倡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除了升官发财的“兴奋点”,“共产主义”和所有宗教理想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乌托邦,实现不实现和自己没啥关系;五是认为“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说教和宣传,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话语,苏联那么强大都垮台了,中国最终也难逃厄运,为此深感恐慌;六是认为中国传统根深蒂固,三教合一、儒家为大,“共产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绕来绕去还是得复兴儒学,靠“仁义礼智信”治国;七是认为既然欧美等西方国家依托基督教文化走向发达,而“自由”、“民主”又和基督教文明内在相连,中国应放弃虚幻的共产主义学说,移植西方基督教文明彻底改造中国;八是更有甚者,一些党员干部在追求物欲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备感绝望之时,物极必反,“不信马列信鬼神”,自觉不自觉地投向了佛教、道教、天主教甚至邪教的怀抱。
凡此种种,皆可谓共产主义信仰在当代中国的现实遭际。那么,问题出在哪儿?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不灵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语)!科学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成功历程,已经证明其真理性和科学性。既然是真理,为什么还有不少人不信或者信得不坚定呢?这里,抛开各种客观影响因素不说,但就思想理论建设层面来讲,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问题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环节。
首先,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这一总体进程的重要侧面。我们不应脱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孤立地加以谈论;同时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个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等不同内容、不同侧面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也不应把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简单混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科学共产主义的中国化,因为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科学共产主义中国化的框架内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应单列出来加以认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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