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官员“忏悔书”多有雷同：不懂法成高频词（2）

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

“回家后我不敢正视那笔钱，感觉那是一颗定时炸弹……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既紧张又矛盾，说实话，那种精神上的压力让我非常痛苦。”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凌凤鸣在回忆第一次收受贿赂时说，虽然自己是医生，但面对精神上的紧张，也束手无策。

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也是如此，“当我收到第一笔大额贿赂时，心跳加剧，头脑中有瞬间的空白，心里特别紧张，既有着强烈的震撼，又有着加倍的恐惧。”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了大量的“忏悔录”后发现，大部分官员在“忏悔录”中都会提到“第一次”收受贿赂时的心理状态。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说，“其实很多贪官刚掌握权力时，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状态，他们那时也不想腐败，或者想干出一番事业，‘第一次’之后，发现没什么事，没有纪委监察部门的人来找他，上级部门也没人找他，这就放松了警惕，就有了侥幸的心理。从心存侥幸到心安理得，直到产生不受贿、不腐败就难受的心理，这时，他已经把腐败当成了常态”。

从恶如崩，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伴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增大，一些官员腐败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进行权钱交易时也越来越坦然。

雅安市原副市长谭向红198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农科院植保所从事科研工作，为了争取项目资金，他先后给一些人送钱送物，逢年过节还给他们拜年。那时，谭向红是给人送钱送物的角色。

1995年，谭向红调到四川省科技厅农村处任副处长，手中开始有了一些权力后，角色发生了转变。刚到科技厅不久，谭向红就第一次收受了别人送的一箱水果和500元钱。谭向红称，“我的心情虽然十分复杂，但感觉良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谭向红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还私下注册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收钱。2000年，谭向红调任雅安市副市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欲望也更大了，“认为逢年过节收受分管部门、开发商、建筑商的钱财是很自然的事情”。

“贪官都有侥幸心理，这伴随着他们每一起职务犯罪的始终。”徐苏林说。

山西省国土厅原副巡视员王有明在“忏悔录”中详细讲述了自己贪腐过程的心理：我犯错误的另一个根源是自己长期存在的侥幸心理。警示教育的案例一个又一个，可就是觉得那是他们不会工作不会捞才出了事。在台上的时候心里想，我工作这么出色，各级领导都支持我的工作，谁会去告？谁会来查？退休后，心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没事。

山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党组书记张泽忠在“忏悔录”中也写道：也许有人会问，收钱时难道不害怕吗？为什么不缩回伸出去的手呢？这就是侥幸心理起的作用。我错误地认为，有问题的人不少，怎么会盯上我呢？我自己不说，送钱的人不说，谁会知道呢？就是这种侥幸心理害了我。

在庄德水看来，贪腐官员的侥幸心理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为，看别人在贪，自己也贪，查处的时候法不责众，不会查到自己；另一种表现为，认为送钱的人是自己的好朋友，不会出卖自己。其实，事实证明，往往是这些人把他们“供”出来的。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原局长湛世明在其“忏悔录”中就着重提到了“交友不慎”：“所交之友中有个别心怀叵测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我百般讨好，久而久之，使我误以为他是我的‘铁哥们儿’、‘知己’。这样的朋友就如同病毒一样，侵蚀我的思想，腐蚀我的灵魂，最后把我推向犯罪的深渊。”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曾经分管国土资源工作。2010年12月，倪发科未经组织审批同意，担任了安徽省宝玉石协会名誉会长，接触上了玉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逐渐达到了为之疯狂的程度。一些企业老板投其所好，向倪发科贿赂了大量的玉石、玉器，经办案机关鉴定，玉石等总价值100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