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国家进入大时代、大转折时期需要新设计。人类世界离不开设计，二战结束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出现在雅加达，他们一起设计了世界战后新秩序。国家尤其需要设计，新中国按照毛泽东的设计探索前行，种种原因走了弯路。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作了创造性设计——改革开放。两次设计都是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今天中国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为我们正在迈向世界大国，开始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制订，同时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已显现出来，这些都形成巨大挑战，需要有新设计来应对。
二是既有的设计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生态，更不能支撑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必须进行新设计。在中国，政治体系沿用的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理论，经济体系运用的是邓小平在推行改革开放时形成的思想，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阶级阶层关系、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精神系统、价值系统、社会运行系统都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这种情况下没有全面系统设计，则无法和谐有序，搞不好社会就可能出现动荡。这也是世界性问题，美国立法分拆拖拉斯，就是解决因垄断而带来的社会矛盾，以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分配模式，就是以“杀富济贫”实现二次分配，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协调。
三是引领价值取向、凝聚社会力量需要通过清晰领袖形象和特质来实现。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特点与西方不同，西方的政治与社会主要依靠宗教和法，政党几乎是选举党，政治领袖不承担精神引领和国家制度设计的责任。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虽然多元生态并存，但更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由此形成了围绕最高领导人的思想系统、话语系统乃至精神系统。这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领导人，中国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生态；领袖有什么形象，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潮流。一定意义上，这个领袖形象的塑造关系到社会力量的凝聚和整合。中国的领导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清晰，对社会的引领度越高。毛泽东是“大救星”的形象，因此让没有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人也能迅速建立起对其的感激之情；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人民群众认定要享有富裕生活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那么习近平是什么形象呢？新的时代呼唤新设计师，定位“新设计师”形象可凝聚国民共识，化解“左”右之争，把国民引向理性和思考，逐步走向成熟和提升，并且是全方位、大跨度提升。
习近平之所以是“新设计师”的理由
首先，是由新设计与原有设计的差异而来的。一定意义上，中国能不能真正走在大国的道路上，一方面很重要地在于领导人是否实现了代际更替。毛泽东通过成功建党建军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由此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进程，同时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巨大突破，由此让中国富起来了；习近平设计的是民主法治基础上的大国道路，也就是要让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代际更替完成，意味着一代领导人确立起来，同时意味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实现大飞跃。而代际更替是否完成，其中一个表现形式是“新设计师”是否获得广泛认同。
其次，由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彰显出来。国家最高领导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重设计，强开拓，另一种是重延续，强稳定。在解决问题上，有的是被问题推着走，有的是主动揭露矛盾，寻找问题，以问题牵引工作。习近平则更注重问题牵引和顶层设计，他上任后第一次外出考察工作，选择了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起点——广东深圳，这已经预示着他将坚定地走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实际情况也作了印证，仅仅一年的准备和调研，就产生了三中全会上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他亲任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更彰显出对职责任务的理解和把握。
再次，已经完成的重大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直接对各领域的改革作出规划，而到了四中全会就把依宪执政向前大大推进一步，习近平在两年的时间内已经设计了中国大国道路的坐标、方位和目标。其核心是实现中国梦，主轴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辅相成。这就意味着，国家发展是走法治道路，中国将变成法治国家。国际关系不再以政治制度划线，不再以革命和斗争为路径，也不是纯粹以经济利益划线、以经济征服为路径，而是探索一条世界共同文明演进的路线。尤其是前者，已经初见成效，比如借助强力反腐编织约束权力的笼子，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信仰和宗旨意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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