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的政治图景与实现路径。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有90多年，新中国成立也有65年，然而至今仍然存在“左”右之争，道路之争，这说明社会尚未达成共识。这个问题不解决，既牵扯全党尤其领导层的过多精力，同时占用太多社会资源，严重时会影响党的执政基础。为什么西方国家较少在这个层面产生争论？因为其理论建设已经由一批思想家完成。我们却还在争论不休。很重要的原因是理论滞后，没有产生强大征服力的思想和理论。以共产主义目标为例，过去走的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在世界成为“命运共同体”、中国不再“输出革命”的情况下，新路径在哪里？目标不怕遥远，怕的是没有路径，佛教的六祖慧能一句“迷者师度，悟者自度”解决了修为的路径，佛教因此兴盛。基督教新教因马丁提出信徒可以直面上帝，不需要借助神父，也因解决了路径问题而把该教派推向第一。所以，我们必须弄清共产主义是精神目标、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如何关照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进而解决政治信仰和精神大厦的建设。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道路和政治制度创新，十分重大。
第三，文化图景与实现路径。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天生恐惧思想，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明清搞“文字狱”、八股文，最大限度遏制思想家及大思想的产生，结果人类历史上的三大思想繁荣期，我们只参与了一次，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人类轴心期”。这期间产生了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我们才有了现在骄傲和自豪的资本，但之后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我们都被排除在外。没有照耀民族前行的伟大思想家及其思想，出现后来的百年衰败在所难免。过去的已经过去，当下的必须面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钱学森之问”，已经到了必须彻底解决的时候，否则我们就不好再言自己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进而无以真正走向世界，引领世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一元与多元，引导与包容中找到平衡点，这需要政治家的勇气与设计师的智慧。
第四，权力来源与运行模式和优化路径。官员以“人民的公仆”这样的道德和人格的感召力来增强号召力已经越来越困难，新的力量源自哪里？逆向塑造在许多高层领导干部中已经得到印证，那么什么才是规范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价值基础和引导力量，我们该以什么政治伦理规则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这也是一个新问题，且无法回避。从革命战争年代中传承下来一个重要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成长于长期的革命斗争，因此，老一代革命家去世时，讣告中一般都有这样的评价“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云云。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新的领导层已经没有人经历过战争的考验，这时以什么作为评价标准很重要，因为背后同样涉及到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设计。试想，在周永康、徐才厚瓦解旧逻辑的情况下，新逻辑必须产生，这既是规律也是要求。
第五，社会新秩序与实现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由濒于崩溃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众享有了较为充裕的物质生活，然而，价值观紊乱与道德滑坡直接瓦解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客观原因是奠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五伦”道德或熟人道德被市场经济和自由迁徙瓦解；我们又没有新政治观基础上新理论与新秩序，结果道德系统与市场经济和政治运行模式长期错位。比如，我们社会一切运行规则都由政治来规定，即政治可以瓦解一切规律，如果政治理论先进，同样可以形成秩序，如果滞后，不能解释现实，结果就是权力虚无。事实正是这样，政治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造就道德，因为道德原本与宗教有紧密联系，既然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奠基于革命理论，那么就不可能借助宗教的力量，同时政治力量的集中，又决定了不可能借助社会公益组织来承担道德建设，于是一个个悖论产生。我们要想在不打破思想和制度体系的前提下建立新的道德价值系统，这就需要新政治观，同时需要新设计师的设计。
其实，需要新设计师解决的国家发展大思路、大框架，决非上述几个方面，即便这样，我们已经感知完成国家设计之艰难。所以，我们必须集结正能量，携手给予习近平力所能及的支持，这是每个人能够做也应该做的。
参考文献：
1、公方彬：《习近平强调思想建设的几层内涵》，《人民论坛》2014年1月（上）。
2、公方彬：“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的新设计师”，人民网，2014年10月21日。
3、公方彬：《“新设计师”习近平》，人民日报客户端，2014年11月13日。
4、公方彬：《“新设计师”不是荣誉 是责任和使命》，《环球时报》，2014年11月17日。
5、吴楚：《公方彬首倡“新设计师”：志在中国梦，不是戴高帽》，中国青年网，201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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