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先队”织就北平抗日网（2）

脱下长衫打游击

1937年7月北平沦陷，中共北方局号召：“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师生，纷纷南下。

有的民先队员从天津乘轮船到山东烟台，再经济南、西安等地，到延安、太原，随八路军参加游击战。也有的队员沿铁路线南下，或者径直回到自己的家乡就地参加抗日工作。在敌人的封锁下，北平民先队依旧向根据地输送了五十多名干部，他们有的为根据地带去了炸药的制作方法，有的成为了战地医生，还有的带去的是北平的重要情报。

还有一部分民先队员留在北平，以地下斗争的方式坚持抗日。他们千方百计地给根据地提供物质援助，北平幼师的民先队员俞立这样记录了当时的心情：“我们想到这将用来治疗包扎前方战士的伤口，内心的喜悦简直难以形容。”

普通物品送出城相对容易，而医用品之类的违禁品想要运出城门却如同火中取栗。徐彦，一个北大医学院的民先队员，面对城门口层层守卫，急中生智，把药棉、纱布等等缝成了“大被子”，利用自己会说日语的优势，乔装成日本人，把“大被子”送出了城。

斗争是残酷的，有的民先队员为此献出了生命，李昌回忆说：“陈柱天、曹承宪等民先队骨干，就是‘一二·九’运动后，在日寇对武汉的狂轰烂炸中牺牲的。他们满怀救国的革命热情放弃法国的学业回来，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抱负就牺牲了。”

北平百姓中的地火

中华民族抗日，不是小部分人的战争，而是“抵制日寇，一致对外”。

民先队员安捷回忆说“在素昧平生的人们中，有的在暗中保护我们。”那是一个春天，侯星带着几份宣传材料（聂荣臻司令员的讲话），骑车前往安捷的家，路上却不慎弄丢了装有材料和自己居住证的手提包。这可急坏了她，要知道，假如敌人拾到了手提包，她马上就会被逮捕，此时她已下定了必死的决心。第二天清晨，小手提包竟然安然无恙的回家了，原来是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邮差拾到了它，主动将信送回侯家。侯星的父亲叮嘱他不要往外讲时，这名邮差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够出卖自己的同胞呢！”

何万生是民先队员叶宁的表叔，一名供职于北平市政府秘书室的职员。通过叶宁，他成为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的家，西单察院胡同26号，也成为了很多地下工作者的藏身之地。时隔五十年，90岁高龄的潘郁彬对何万生的掩护之恩仍念念不忘，他说：“何万生对我们的照顾和为了联络、护送我们母子跑前跑后累得大汗淋漓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然而，就在张大中和安捷想要发展他入党的时候，噩耗传来，何万生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在东珠市口“1420部队”！在狱中，他受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但只字不吐，直至被敌人迫害致死。

很多人，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并不是共产党员，心中却有着相同的信仰，做着相同的事情，只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

《细流》汇成革命洪流

沦陷后的北平，遭受着敌人的践踏，人民被剥夺了集会、结社的自由，一切进步书刊都被禁止，甚至连穿衣打扮也受到限制。女青年如果穿了白色凉鞋和红色袜套（这曾是1937年夏天流行的穿着），也会被日寇以“践踏大日本帝国国旗”的罪名捉起来。学生们意识到，宣传抗日，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日益黑暗。

为了聚在一起抄写秘密文件和宣传品，学生们可谓绞尽脑汁。有的为了掩人耳目，模仿顽童的恶作剧——以在墙上用白色粉笔画“小动物”作为可以集会的标记；有的把宣传品做成糖球的形状，扔在大街小巷；有的队员在张贴材料时，发动年仅七八岁的妹妹为自己站岗放哨。

解放后北京第一位女区委书记杜若，曾是民先小队长。一次，杜若发现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周报上刊有外国记者卡尔森撰写的游击队见闻，就译成中文，在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中传阅。此后，队员们逐期寻找出有关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按原文摘录在黑板上，加上一个并不显眼的标题。就这样，看似平常的学术通知成为了清醒人们头脑的一剂良药。

育英中学党支部书记张大中在育英中学低年级中建立了进步团体“细流社”，并出版了铅印刊物——《细流》。 “细流”的寓意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黑暗日子里，爱国青年的涓涓细水，也必将汇集成革命的洪流。后来，张大中将有关《细流》的部分档案捐赠给了北京市档案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图文/北京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