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庆记公司”
1908年,奕劻七十寿辰。庆王府门庭若市,各地进献者络绎不绝。奕劻令属下做四个册籍。将送礼者按多寡厚薄分为四级。凡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入一级福字册;凡现金五千以上者,入二级禄字册;凡现金千金以上者,入三级寿字册;凡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值数百金者,入四级喜字册。同时送礼者大小多少不拒,甚至将物不满百金者列为一册。据传这一次七十寿诞,奕劻所得现金五十万两白银之多,礼物价值更为百万以上。
庆亲王以贪腐闻名,《清史稿》对他的描述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早在辛丑年,奕劻尚未出任领班军机,其贪鄙好货,已是人人知晓了。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莫理循在一份电稿中说“中国新设了几个出使大臣派往意大利、比利时和维也纳,想要得此职位,须出钱买通。卖官的钱便入了清朝最不足道的庆亲王的私囊(此时的奕劻只是外务部尚书)。我们昔日无能的雇员张德彝,现在是出使伦敦大臣,他花了二万五千两谋取该职。伍廷芳将其全部薪俸给庆王才得以留位,而他自己靠卖领事职位、华人登记和签发华人保护书,等等,大发横财。”可见,庆王卖官,不但国人皆知,而且早已名扬海外。时人称庆亲王府邸为“老庆记公司”,专卖官鬻爵。
在“老庆记公司”,只有出不起的钱,没有买不到的官。善于把官场变市场的奕劻一入军机处,就在缙绅名册上用朱笔标明天下官缺的优劣肥瘦,官职大小,美恶与否,价钱各有定数。“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老庆用人,量“财”而用。各官名码标价,大小官员,若要升迁调动,没有不奔走在奕劻门下的。由于老庆在官场经营有道,庆王府也因此呈现出一番与大清王朝秋叶枯衰景色完全不同的繁华景象。老庆卖官还会看人下菜碟儿,遇到有钱的买主,还得抬抬价。一次,邮传部尚书空缺,奕劻示意众人,此缺当售银三十万两。大商人盛宣怀要买,奕劻便把价抬到了六十万。盛宣怀当然不肯比别人多交三十万两,便找人四下活动,后来,奕劻总算降到三十万,但前提是“须交现金,不收他物。”
久而久之,奕劻与买主间竟达成了默契,常见买主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给他,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接阅后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完成了一半,至少是有了眉目。
据晚清学者许指严《十叶野闻》记载,原荣禄心腹干将陈夔龙与奕劻搭上了关系后,仕途一路蹿升,“夔龙督直时,每岁必致冰炭敬数万,其他缎匹、食物、玩好等不计”。而京师小吏陈壁在攀上庆亲王后,用金店老板五万条金“借机谀媚”一跃而升为侍郎,入驻清政府新成立的邮传部。而那位金店老板也因此弃商从政,得到了轻易捞取肥大油水的铁路局长之差。
1911年《泰晤士报》刊发《庆亲王外传》一文,称奕劻:“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也。”该报提到庆王府就是中国官场的“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庆王府门房仅门敬每年就要收几十万两银子,对这笔钱,奕劻也不放过,他和门房仆人按比例分成。据传奕劻桌上,常备一锦盒,内置各地官员名录及缺员名单,依官之肥瘠索贿。
在众多贿赂者中间,袁世凯可能是出手最大方的,行贿巴结更是无微不至。1903年,领班军机荣禄病重,袁世凯一次就投入白银10万两,买入老庆这只“潜力股”,老庆对袁也是“一见倾心”。其后,果如袁所料,奕劻进入军机。在老庆正式履新后,袁世凯更是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每遇庆亲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儿女成婚,皆由袁一手布置,不费王府一分钱。从此,袁世凯深得奕劻的欢心和信任,很快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用银子铺就了飞黄腾达的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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