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如何适应新常态

近两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由此进入了一种被人们称之为的新常态。进入新常态对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经济发展形态的调整是否意味着政府的行为方式也要做相应的调整？答案是肯定的。新常态要求政府管理模式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新常态要求政府更重视社会保障，以抵御经济社会风险

中国政府一度是生产型的，推动经济的增长曾是政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之初的首要之事就是搞生产和进行积累，因为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分配。随着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增加，政府施政也开始转向了分配和提供保障，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新常态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为政府从重经济转向重保障提供了契机。如果说新常态的特征是告别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也就意味着政府告别以往自身是市场经济主角的角色。新常态要求政府转向重社会保障，是因为随着经济的下滑，一些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会浮现，甚至不排除会出现一些大的经济社会风险，这从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中可以看出来。抵御这些风险的有力武器则是一套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进入新常态，政府必须花大力气去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同时，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些保障体系是防范风险和危机的安全阀，是社会即便在发生风险和危机的情况下仍然得以平稳运行的保证。

新常态下，要有一套体制和机制来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

传统的管理模式中，权力的边界不清楚，缺乏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认识，缺乏对行使权力必须承担责任的承诺。这造成现实中政府权力的越界、傲慢和滥用。由权力推动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权力的迷信和崇拜，只要经济绩效亮丽，权力甚至可以不顾法律法规的制约;权力导致的失误、过错或损失甚至可以不追究权力行使者的责任。新常态下，要有一套体制和机制来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对责任的承诺。首先要确立政府权力的边界，要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其次是权力下放，尤其是审批权力的下放，市场主体“法不禁止即可为”，赋以市场自由权。

新常态要求必须改变传统的审批模式，把重心放在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上

中国经济通常被人批评是一种审批经济，一个项目要盖上百个章并非罕见。政府注重事先审批，而往往忽略了事中和事后的监管，这是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一大特色。这一做法不仅产生了大量的权力寻租空间，也束缚了社会的活力。新常态要求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必须改变传统的审批模式，从重审批走向重监管，把重心放在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上。事实上，审批项目的减少和取消本身就意味着政府监管职能的增强，因为在减少和取消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管理真空。国务院2014年8月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一共87项，每一项后面都附有事中事后的监管措施，并要求部门和地方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责任，对每一项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都要在实施运行中及时跟踪了解、检查落实。监管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府运作的一个弱项，由于监管不到位所产生的食品安全、生产、环境等问题时有所闻。新常态更加强调社会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因而也把政府的监管职能提高到了更高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