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消费推动扩大内需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和经济的内生动力；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则是通过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及或大众消费和生产，使大部分人民在发展中受益，既是一个激发动力的过程，又是一个收入再分配过程。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意味着必须推动消费升级，以公共消费扩大内需，依次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不仅部署了今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提出了与之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理论界对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尤其是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相关的公共消费问题。

换一个角度看经济转型升级

换一个角度来看经济转型升级会是什么样子？假如我们不是从私人消费，而是从公共消费，不是从私人部门就业，而是从公共部门就业，不是从私人部门，而是从公共部门出发，来看目前正在和将要进行的发展方式转变，会得出什么结论？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确实不容易。这需要勇气和创新性思维，需要调整研究问题的视角。

缺乏创新思维和研究问题的新视角，或者说缺乏新的理论构架是中国经济长期走不出“囚徒困境”的原因之一。一说到消费不足，就说收入分配不合理；一说收入分配不合理，就说社会保障水平低，云云，一直在经济领域打转转，一直在制度领域打转转。

这里，我们只是想通过研究指出，在经济之外寻求发展的思路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鼓励各方学科和部门积极参与重大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无论对于发展本身还是对于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都将是幸事。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9年12月27日刊登了赫德森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室主任、商业顾问欧文·施特尔策的一篇文章，题为《贪婪的银行家重惹阶级斗争之忧》。施特尔策在文中说道，“今年是经济学家溃败的一年。他们未能预见世界金融体系近乎崩溃的局势发展，自然无助于加强一贯宣称经济学是另一门科学的骗人说法。它现在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自称他们的模型反映了现实，市场始终按照绝对理性的消费者提供的完美信息运转，而消费者又受到能够计算平衡量风险的放贷者的迎合。经济学教育机构的学生以及研究以经济行为为基础的文化的学生专心于大量数学计算之中。经济学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内容，但是前提是必须由实践者进行重大反思，而且不能代替研读伟大的经济学家的作品的细心读者能够发展的那种有用的常识”。根据我们的理解，施特尔策试图表现出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经济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无比的解释力和预见性。二是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不管是谁的理论，都必须具备经验和事实基础。在经历了这场几十年未曾发生过的危机之后，让其他学者与经济学一道来解释这个日新月异、令人捉摸不定的世界可能会更实际、更恰当一些。公共部门和社会领域的理论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近几个世纪，特别最近一个世纪公共领域和社会发展的反映。

还有一种思潮值得考虑，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学者们对于现实发展道路的思考甚至是质疑，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促使我们去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美国学者马克·布莱思（Mark·Blyth）在研究和总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与经验后指出，“市场和政府时时处处都是相互重叠、不可或缺、相互排斥、并具备生成能力。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在政府提供审慎监管的环境中能够获取的最蓬勃的发展，美国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保持何种程度的平衡是一个需要由不同国家来确定的一个政治问题”。有类似思想的人不止布莱思一个人。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考虑这类问题的人数不胜数，核心是围绕着市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展开的。

政府和市场之间平衡的核心是分配制度及其服务体系的设计模式。我们已经看到，不合理的分配模式造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消费不足或没有能力消费。这种消费不足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内，也表现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最终制约了发展的步伐。市场机制造成了目前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的趋同性、雷同性。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进一步讨论。其深层次原因是市场力量缺乏制约，或者人们赋予它绝对的地位。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不能再循规蹈矩，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如果从过去30年中国采取的追赶模式以至后来形成的与发达国家雷同的发展来讨论问题，从深层次上说，中国当前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城乡关系、产业结构以及地区结构的调整，而是更加深层次的创新，一种超越发达国家传统模式的自我探索和自我创新。得出上述结论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研究，美国历史学家龙多·卡梅伦已经看到了发达国家问题的症结所在，“资源分布得不均衡——不同个人、社会集团和国家之间的不均衡——是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这个问题之所在，就是我们长期追随的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