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消费推动扩大内需（2）

当前，当西方国家把中国放在一个超级大国位置，不管是重视也好，捧杀也好，中国都需要清醒。因为，它在过去30多年走过的基本是一条追赶的道路。如果它想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就必须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的发展理论，一种不同西方于发达国家在起步时所遵循的发展理论，而是具有21世纪特征、代表人类新的发展方向的理论。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我们在理论上准备好了吗？中国理论界，中国的经济学、社会学、管理科学等等，也需要而且应当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问题，来重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面对发展模式的选择，理论界应当高瞻远瞩、大彻大悟。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证明的启示是，全球化条件下发展的最大难点来自国际经济社会形势的不确定性。这种国际经济社会形势不确定性的深层次原因产生于各个国家的主权经济、主权社会和主权政治的传统性重合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发生缺失。换句话说，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经济打破了传统工业社会中的主权经济、主权社会和主权政治统一性，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的基本矛盾。这也是我们当前面对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那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显著不同点之一。主权经济、主权社会和主权政治的重合缺失增加了主权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管理的难度。中国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整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否证明全球化下更需要强大、更具有应变能力的政府？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时隐时现，中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回首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痛定思痛，新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更应当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而提高发展质量的关键是引进大量新的发展部门，并使原有的部门和新的部门之间协调发展，建立一种平衡关系。

扩大以公共群体为目标的公共消费

（一）从两个假定说起

假定有A和B两位消费者，他们各有100万元用于消费。

消费者A将这100万元用于购买了奢侈品或进行了奢侈消费，那么它最终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他满足了自己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另一个结果是他拉动了奢侈品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奢侈品产业收入，包括老板和产业工人的收入及其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收入应当是进了老板的口袋，财富是趋于集中的。

消费者B将这100万用于公益事业，比如用于农民的信息技术的提高，给200万农民买了电脑，那么它最终会有三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他满足自己的公益追求，一个是他推动了电脑产业的发展，增加了电脑产业的收入，包括老板和产业工业工人的收入及其就业，三是他增强了农民的技能，或者是发展能力。农民使用电脑除了获得信息，提高生产技能之外，使用电脑需要消费电，需要网络支出，还需要其他耗材的支出等等。

消费者A和B的消费行为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消费目的不同，A纯属个人消费，B则是属于公共消费。二是消费的结果是不一样的，A的消费到他消费为止，而B的消费会带动更多的消费，甚至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链条。“富人的生活必需品消费量与穷人的需要差不多，他们主要是奢侈消费。富人收入的增加刺激的是奢侈消费品的生产，而且有限，比起大多数穷人因收入减少对生产的副作用要小得多（何止斌：《经济学30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这也是为什么贫富差距过大并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停滞的原因之一。政府，甚至包括富人都需要明了，经济领域的利他主义实际上也是最大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从来就不是各不相关，而是一对孪生兄弟。

进一步说，公共消费是指那些以公共群体为目标的消费，它一方面具有再分配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扩大消费的功能。从拉动需求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视角看，它更能拉动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公共消费是指由政府和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承担费用、对社会公众提供的消费性货物与服务的价值。在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不减少个人消费基金和牺牲个人消费质量的前提下，社会消费基金和公共消费数量不断增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一，公共消费的比重将增加。社会公共消费在消费基金中所占比重如何，从目前世界的情况来看，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达程度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发达国家的社会公共消费比重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但总的规模一般均保持在20%以内，只有少数高收入石油国家略有超出。第二，“居民享受公共消费的差别将减小”。（尹世杰：《消费经济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由此可以看出，公共消费本身就具有再分配功能，消费量取决于收入多少。通过公共消费来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对一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