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庸政懒政需制度先行（2）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诉讼法专家马怀德认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缺乏严密严厉的懒政庸政问责机制不无关系。纵观各类问责制度，均聚焦于公共突发事件，造成重大损失、引发社会动荡的各类事件，对由懒政庸政导致的党和政府形象受损、经济发展滞后、群众怨声载道等，缺乏有效的监督问责。

马怀德表示，由于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监督和制约，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官员庸政懒政现象在某种程度已经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例如，中央政策已经到位，土地有了，资金批了，项目却因地方官员不作为得不到全力支持和配合，难以落到实处，或将导致地方错失发展良机。

整治庸政懒政应制度先行

分析人士认为，在各地经济转型升级、稳增长的背景下，重拳整治党员干部庸政、懒政、怠政显得尤为重要，而制度建设必不可少。

“庸政懒政的治理要制度先行，依靠制度体系的建设才能构建长效机制。”马怀德认为，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确规定要集中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要“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用这些制度保证公务人员不至于推诿、拖延，保障相关人的利益。在奖励制度方面，要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如果积极履行职责，从政绩考核的角度来讲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应该与晋升提拔挂钩。此外，考核评价体系应该更加开放和多元，要让广大党员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能够充分落实。

重拳整治庸政懒政刻不容缓，而有些地区已经先行一步，探索经验。例如，贵州省黔西南州实施的“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规定通过绩效考核、民主评议、明察暗访、“负面清单”等，精准“定位”懒政、庸政干部并将之纳入召回行列。

国外也有一些措施值得借鉴。如，有些国家出台国家层面的公务员职责法、公职人员道德法、公务员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各级政府部门制定针对每个岗位的行为指南、规范手册等。在机制上，设立专门的道德官员，进行绩效考核，鼓励媒体监督等，这些都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