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文稿 | 张军扩：当前经济形势及下一步政策取向（3）

三是日本经济将维持低迷的状态。日本去年四季度GDP同比下降0.8%，今年1月工业生产同比下降2.8%，日本央行从去年10月开始加大货币刺激力度，物价水平有所回升，去年12月达到0.5%，但是进入2015年之后，受国际油价、国内食品价格等走低因素的影响，CPI再次出现下降，今年1月为0.2%。最近日本银行预计CPI会进一步滑落到0，就是没有上涨，受结构改革滞后的影响，经济总体上也是难以有大的起色。

另外，在新型经济体方面，除了印度经济增长相对强劲之外，其他经济体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资本流出、财政平衡压力加大和潜在增速下降等因素的影响，经济运行短期内难以有明显起色。

这是整个世界，我们一般分析国际都是从这四个大的板块来分析，美国、日本、欧盟和新型经济体这四个大的方面来看待。在这样的背景下，预计今年的出口环境比去年会有所改善，出口增速有可能略高于去年。

在外需难以有明显的改善的情况之下，问题比较大的实际上还是在内需，2015年经济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内需。消费需求方面，2014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是10.9%，接近11%。2015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经济增速放缓是肯定的），居民收入增幅也有可能会降低。加之由于去年住房销售面积的大幅度下滑，与之相关的消费将会减少，因为住房对带动消费是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估计今年消费需求的增幅可能会呈现稳中略降的情况，至少是不会有什么上升。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年内需增加的关键可能还在投资，能否保持投资的适度和有效的增长，成为短期内稳增长的关键因素。

目前，在我国的固定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的85%左右，是投资的主力，这三大块投资的走势基本上决定了总投资的走势。2014年房地产投资增长10.5%，比2013年的19.8%大幅回落了9.3个百分点。从目前住房存量和销售进度来看，二线及以下城市的住房库存大部分还保持在三年左右的库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与1月份相比，70个大中城市之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是66个，上涨的城市是2个，持平的2个。但是如果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的是69个，持平的只有1个。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尽管政府出台新的房贷和其他支持、自助型政策，但是房地产投资下行的态势短期内将难以逆转，预计今年房地产投资增幅还会在去年大幅回落基础之上进一步回落。

再看制造业投资，受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价格下跌、赢利不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制造业投资已经连续三年呈现比较大幅度的回落。2012年增速是22%，比上年回落了将近10个百分点，9.8个百分点；2013年回来至18.5%，回落了3.5个百分点；2014是13.5%，与2013相比又回落了5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制造业投资方面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是存在的。有利的方面主要是新技术、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国家加大环保力度，促使企业技术改造等等，都会促进企业扩大投资。不利因素主要是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房地产市场调整，汽车市场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期，这些都不利于企业扩大投资。权衡利弊，我们预计，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制造业投资可能还会进一步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可能会缩小，呈现逐步趋稳的态势。

最后，基础设施投资，近两年基础设施投资都保持了20%以上的增速，对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从当前情况来看，尽管基础设施需求不如前些年强烈，但不论从量的方面还是从质的方面来看，差距和需求还是巨大的（就是我们进一步投资的空间还是巨大的）。然而，受地方财政和项目特点等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面临下行的压力。所以如何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如何通过财政金融改革创新，来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稳增长举措的重点领域。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阶段转换、“三期叠加”特征等中长期因素来看，还是从外需、内需的相对短期趋势来看，今年甚至明年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三、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及思考

关于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其实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上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作了明确的阐述，那就是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要在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之下，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改革，促结构调整，同时注重防风险和惠民生。

如何贯彻这个总体要求，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三“双”的工作思路。第一是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第二是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的“双结合”；第三是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在提高“三双”之后，对于2015年政府工作又提出了要重点把握的三点。一是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三是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政策思路和总体要求呢？

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关键点需要我们理解，就是坚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正确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意义，是理解克强总理讲的这一系列的总体要求、政策思路的关键。理解了这个时期坚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的重要性，我们就能够正确理解现在所采取的措施的背景思路。我想就这一点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刚才说过，我们现在说进入新常态，更多地是说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内外部环境进入了新常态，是说在这种新常态之下，过去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已经不可能实现过去那种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什么是新的阶段环境背景下的可持续增长的新常态？或者说怎样才算形成了新的增长新常态？有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过去粗放模式之下所积累的矛盾和财政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至少是减轻；第二，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立，经济要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中高速增长获得比较稳定、可持续的基础。这两方面要取得一定的进展，一方面过去积累的矛盾要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另一方面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机制要初步的建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显然，这两方面的任务现在还没有完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我们所处的还是为新增长常态奠定基础的过渡阶段。用克强总理的话说，就是只有成功迈向中高端，才能成功实现稳定和可持续的中高速。

这个不难理解，两个东西都要追求，一个是我们要迈向中高端，实际上是一种结构调整，是打造新的增长平台，增长动力。但这一点知易行难，原因在于，在我国现阶段“三期叠加”的背景之下，增长阶段转换过程需要同时面对转方式和控风险两大任务，而这两大任务虽然从长期来讲是一致的，是相互促进的，但短期内往往是相互掣肘，相互胶着，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实际上，这种情况不仅在我们国家存在，在几乎所有的追赶型经济体完成了高速增长之后转向中高速的过程当中都会面临。加大转方式的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来讲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会加大矛盾和风险，况且短期内我们还面临历史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这样艰巨的任务。如果短期内把控风险和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则势必会在推改革调结构促转型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矛盾和风险会更大，甚至会积重难返，最终陷入增长下滑和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落入增长陷阱。

因此，宏观政策必须在保稳定、控风险和促改革、转方式之间取得平衡。让我想起来，前两天我们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上，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中文名字叫英卓华，她是一个印尼人，我觉得她还蛮有思想的，她讲完之后有人问，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她认为，面临最大的风险是在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来，需要我们调结构、转方式的时候还采取不恰当的宏观刺激的政策，就是为了控制短期的风险，使矛盾长期的积累，增加了长期的风险，最后陷入很被动的局面，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转型时期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另外，在“三期叠加”的时期、转型时期，考虑宏观政策的时候，我认为，还需要很好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增速回落。一种是由于阶段转换、潜力变化和结构调整、矛盾化解所导致的增速下降，这种下降是正常的；另一种是由于经济的景气循环变化所引起的增速下降。这两种增速下降虽然根源是不同的，但是却是会相互影响，甚至会相互加强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前一种下降所导致的后一种的下降。因为经济增速变化不仅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受到心里预期因素的影响，由于潜力下降或者结构变化导致的增速下降，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通过预期因素导致经济的周期循环型的下降。我们应当接受第一种下降，避免第二种下降，或者至少要把这种下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也就是克强总理一直在强调的，要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的区间，防止经济的惯性下滑。

当然，对于经济增速达到多少是合理区间，多少算是滑出合理区间，大家一直都有不同的分析和看法。我们的研究认为是6%—8%这样一个合理范围，但这绝不意味着合理区间要坚持一个死的数据，而应当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注重就业和民生，注重环境的改善，注重风险的防控。在这样一些目标和要求能够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增速低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陷入中端收入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转换时期未能处理好这个关系，就是稳增长和调结构、推改革的关系，在这二者之间顾此失彼。这个教训十分深刻，所以我们既不能在高增长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之下强行刺激，导致增长上不去，矛盾进一步积累，也不能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之下不采取必要措施，任由经济滑出合理区间，从而不仅损失发展的机会，也在一定意义上损害改革和转型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