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当前经济形势（3）

怎样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高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今天欧美国家GDP增长3%就是高速度，而在中国绝对是低速度。我们目前所讲的“中高速”，是指GDP年均增长7%左右。为什么是7%呢？基本考虑是，在以往10%高速度的基础上，减去现有的过剩产能、淘汰部分高能耗与高污染产能后，适宜的速度大概就是7%。

现在的问题是，未来10年我们将怎样保持7%左右的增长？可作一简单测算，按2014年可比价格，若今后10年经济年均增长7%，2025年我国GDP将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140万亿。如果我们将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拉动的权重确定为43%、55%和2%左右，那么未来10年我国的投资、消费、出口则每年需分别增长9%、11%、6%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第一，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前面说过，我国前30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但今天国际环境变了，我们的发展战略也得变。回顾二战后的经济史有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几乎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后的欧洲重建，马歇尔计划只是个开端，大量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日本的崛起，成功之处也是把握住了世界市场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其他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

可自“9·11”事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一蹶不振，欧洲也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我们要想继续依靠出口支撑经济快速增长显然不现实了。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要说欧美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想给也未必有这个能力。当年日本经济总量不大的时候，美国曾轻而易举把它从战败的泥潭中扶起来，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日本的产品，却还是不能把它从经济衰退中解脱出来。究其原因，是经济总量太大了，没有人能拉得动它。

日本是前车之鉴。我们在处理内需与外需关系上要有清醒的认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在积极利用外需扩大出口的同时立足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和长期方针。

第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和消费都能拉动经济，但作用是不同的。据测算，中国前3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而消费的贡献率仅10%。今天我们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以往过于强调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不无关系。有鉴于此，今后我们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转向扩大消费。

消费与投资不同，投资只能拉动中间需求，消费拉动的是最终需求。十七大前中央讲扩大内需时提“投资、消费、出口”；而十七大之后则提“消费、投资、出口”。消费与投资的排序之所以要变，是因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而生产，这样的生产除了增加GDP与产能过剩毫无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比如投资与民生有关的交通运输、城镇化、环境治理、医疗卫生等，就不仅能带动消费，而且也能带动增长。

扩大消费的办法很多。培育消费热点、创新消费业态、维护消费安全，如此等等都能拉动消费。不过，归根到底是收入决定消费。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十八大提出2020年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实现翻番，这对于稳定收入预期、拉动消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抓好落实、抓出成效。二是完善社会保障，让居民“敢消费”。2014年我国启动城乡养老保险并轨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更加公平的社保体系，居民就可以从防范未来风险中腾出部分储蓄用于消费，我国未来消费保持11%的增长就不足为虑。

第三，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扩大内需虽然要以扩大消费为重点，但同时也要扩大投资。问题是扩大投资钱从何来？有三个选择：一是加税；二是发债；三是减税。加税与发债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可扩大企业投资。显然，讨论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实质就是要在加税、发债与减税之间作出合理选择。

就扩大政府投资而言，是加税还是发债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美国次贷危机后奥巴马提出1.5万亿美元的加税计划；而中国则主要是发债。实践证明，加税效果明显不如发债。对此美国众议院预算委主席保罗·莱恩说得明白：“政府收税越多，最终获取的就越少。对创造就业者收税越多，你获得的就业机会就越少；对投资征税更多，你获得的投资就越少。”不错，经济下行时加税确实是杀鸡取卵，不仅会抑制企业投资，还会打击公众消费。发债吸纳的是闲置资金，短期看对民间投资与消费无碍，而对政府投资却有助。

但从长远看，发债过多日后会挤出企业投资。著名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政府今天的债等于明天企业的税。因为政府发债自己还不了，最终得靠企业缴税来还。这样政府发债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而企业缴税多了，利润减少投资也会减少。这就是财政的“挤出效应”，即政府今天的投资可能挤出企业明天的投资。

事实上，除了发债扩大投资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减税。积极财政政策本来就包括发债与减税两方面：发债支持的是政府投资；减税支持的是企业投资，这也是近年来政府为何在发债的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的原因。我们的观点，政府投资仍可扩大，但重点是扩大企业投资。落实到政策层面，今后国债规模应逐步缩小；减税力度应不断加大。今年安排国债1.62万亿，结构性减税4000亿。到2020年，可考虑将国债压缩到1万亿；减税扩大到1万亿。不必担心这样会影响就业，减税后企业投资增加一样可创造就业，而且会创造更多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