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一些人因此对经济前景产生某种不乐观情绪。也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下行不过是经济的周期性反应，待下行周期结束会继续高增长。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我们的观点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而非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新常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达到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从稳增长到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下行始于2011年。2011年初中央提出“稳增长”，当年GDP增长即从上年的10.45%降至9.2%，2012年以来又分别降至7.8%、7.7%、7.4%。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这次经济下行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事实确也如此。2011年政府为了“稳增长”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同时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厉调控，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当然会把经济增长稳下来。

也许人们会问：如果不是政府主动调控，我国经济今天是否仍会高增长？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到2020年保持8%的增速应该不成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前两次金融危机的情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曾有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不能保持8%，甚至会破5%，结果我国经济增长却达到7.8%。有人怀疑中国GDP有水分、不真实。当年朱镕基同志说，增长率是当年GDP与上年GDP的比值，不排除我们的GDP有水分，但水分年年有，只要今年不比往年多，分子分母一约就没水分了，所以我们的增长率是可靠的。无独有偶，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初我国提出要保8%，当时又有人认为保不住，结果却增长了9.2%。

两次金融危机我国都能保持高增长，设想一下，如果最近3年中央仍然希望高增长，我国经济会下行么？应该不会。于是就带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能够高增长，为何中央要提出稳增长？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央2011年提出稳增长，正是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作出的决策。这可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作一深入分析。

从国际方面看，我们面对对外出口和碳排放两大挑战。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得益于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在前30年达到40%，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出口明显受到欧美国家排挤。美国这些年一直逼人民币升值，美其名曰实行中美“贸易再平衡”。其实，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平衡美国的逆差，因为我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美国自己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别的国家进口。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让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涨价，打击我们的出口。2010年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奥巴马政府又加速启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这两个协定的根本用意，就是要全面围堵中国的出口与对外投资。

关于碳排放，去年10月联合国在华盛顿召开气候峰会，张高丽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中国的碳排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5%。之所以作这样的承诺，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大国担当，同时也是大势所趋。早在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峰会上，美国就试图推动建立全球碳排权交易市场，只是由于当时国家间利益摆不平才无果而终。长远看，限制碳排放符合世界各国利益，建立全球碳排权市场是早晚的事。这个市场一旦建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若不将经济稳下来，及早调结构以兑现减排承诺，将来就会成为碳排权的最大买家，而主要卖家则是工业化已经完成的欧美国家。由于碳排权供不应求，定价权在人家手里，到时我们只有挨宰的份。我们消耗大量资源生产商品出口，换回的外汇很可能不够买碳排指标。

从国内方面看，以下三个因素也要求我们稳增长。一是自然资源约束。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可能源消费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却非常高。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量为36.2亿吨标煤，占全球的20%；而单位GDP能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这不仅加大了国内供应短缺，而且给国际供应也造成压力。有个现象尤应注意：近些年我们从国际市场进口资源，结果买啥啥涨。这是危险的警示信号，这种状况如不扭转，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总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二是人口红利消失。我国人口红利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据估计对人均产出贡献在20%以上；第二阶段是2000—2010年，人口红利开始减弱；第三阶段是2011—2050年，人口红利消失并转为负数。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3年下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954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上年又减少371万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155万人；而2020年—2030年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年—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意味着未来我国的人口扶养负担将不断加重。

三是经济基数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增长，2010年GDP已近40万亿，人均GDP也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数如此之大，即便每年再增长1%，所创造的GDP相当于10年前4个百分点的增长。2014年我国GDP是63.65万亿，增长7%，一年净增GDP就有4.46万亿，接近1994年一年的GDP，还超过了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土耳其全年的经济总量。经济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增速都会放缓，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也不例外。

正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把过高的速度稳下来。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并指出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增长动力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新常态。既然已进入经济新常态，我们就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并引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