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县政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2）

王安石的廉洁作风与亲民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鄞县是王安石仕途中的重要基石，也是其改革思想的试验田。对于鄞州，王安石是充满感情的，离任后，他曾写下数首诗文抒发离别情怀，感叹“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而对于这位父母官，鄞县人民也是世代传颂、千古缅怀，留下了祠庙、学堂等众多与他有关的文物古迹。

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指出，王安石是一名身体力行、尽职尽责的地方官，他唯实而不唯上，从具体事务做起，从解除民患做起，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贷谷与民，抑制兼并；兴办学校，推荐贤能。他是一名有想法有魄力的地方官，其变革实践与经济思想自鄞县起步，大凡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乃至雇役法、方田均税法等熙宁新法均可从鄞县施政中找到其雏形。“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主张奠定其改革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还是一名有着天下襟怀、忧国忧民的地方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眼光高远，他的议论、他的志向，不是北宋一般地方官员的习见状态，对于问题的观察，深度迥异于一般官吏。

武汉大学教授杨果指出，王安石知鄞县前后不足四年，但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使命感、笃干务实的作风和不屈不挠的勇气：一是立大志，以社稷国家为己任。鄞县任上，在处理县政的同时，他“读书为文章”，对社会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为官鄞县成为其实现为社稷国家做大事的人生追求的开端。二是干实事，以造福百姓为己任。王安石县政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眼光向下，所谓“垂意斯民”，关注民生的切实需要，给民众带来切实的好处。初到地方任职，他不唯上，不空想，立足于鄞县地方实际，从实地调研出发，深入了解影响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县政治理的决策。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两大问题——水利和粮食问题入手，立足为老百姓做实事，所以能够在短短三四年，县政为之一新，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三是重人才，着眼于兴邦治国的根本、长远问题。在鄞县期间，王安石有一系列兴学重教、培育人才的举措，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为治国平天下服务。四是淡泊名利，“敢当天下大事”。王安石能够超脱于利欲，终生过着简朴生活，他对日常生活的简朴随意，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志向高远、品格高洁使然。而恰恰因为如此，王安石才能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从社稷百姓出发来处理问题。王安石不仅自身清正廉洁，而且尖锐地针砭时弊，不怕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种“强势”的底气，源于他超出一己之私利、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来源于他两袖清风、“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的人生实践。

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虞云国表示，鄞县经验确有其特殊的分量，王安石主张县政最重要的是地方官吏应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皇祐元年，王安石在鄞县门外，将庆历《善救方》刻石颁布，并作《后序》云：“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读《善救方》而窃叹曰：此可谓‘不忍人之政’矣。”在知鄞县任上，王安石就大力实行这种“不忍人之政”，而他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为民恻怛之心”。

“民众的满意度是王安石治理鄞县以及变法成败的关键。”张邦炜表示。当年鄞县老百姓充满获得感，是因为王安石的鄞县施政始终注重廉政建设。王安石是个超凡脱俗的清正廉洁之士。他生活俭朴，不修边幅，以至被误认为衙门里跑腿的差役，特别是他不好声色不蓄妾，在封建官员中是很难得的。他在鄞县拒收贿赂，并惩处那些行贿、受贿、索贿的官吏。王安石发现，“吏者因循”，一些官吏不仅不作为，甚至与豪强勾结，侵占、破坏水利资源。有鉴于此，他大力加强廉政建设，奖惩结合，提拔廉吏。正因为王安石既关注民生，又清正廉洁，因此他深受鄞县百姓爱戴，自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