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改变，道德本质未变（3）

道德模范刘霆变性 公众亦当理性

全国道德模范要变性，这一爆炸性新闻注定抓人眼球，引起舆论哗然是必然的。从网友们的反映来看，大多数网友持反对态度，认为是变态、是炒作；亦有部分网友持理解态度，认为模范也是人，追求自己所想无可指责。笔者认为，道德模范变性，公众要理性。围剿和力挺都有失偏颇，当以平常心对待这件事，权当是生活中的一朵浪花，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被新的浪花所替代。

世界上的人固然多达60亿，但性别只有两个，男和女。否则，人类就不能繁衍生息。但是，由于受年龄、文化、地域和兴趣爱好等影响，个人的理想和追求各不相同，我们应该理解和包容。刘霆，是曾因“背着母亲上大学”而闻名的全国道德模范，其感人事迹不容置疑，决不能因其变性就予以否定。再就是我们还要看到，刘霆之所以要变性是患上了一种易性病，虽然这种病发生的概率是十五万分之一，但毕竟这种病确实存在并不幸发生在头戴各种道德光环的刘霆身上，一时让人难以接受而已。

既然刘霆确实是有疾病，并且医生也建议其尽快变性，那么作为社会和大众，就不要以道德的标签要求刘霆必须怎么做。从报道来看，刘霆也曾试图以男人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却给他带来许多痛苦和不甘，看来只有随他所愿，才能让他心情愉快的生活。模范首先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并有自己的选择权，因此刘霆选择变性并没有过错。我们又何必大惊小怪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他想变性就随他去，又不妨碍别人，我们又何必举着道德的棍棒去打杀他呢？假如非要这么做，那我们也就违反了社会公德。因而，奉劝公众理性对待此类事情。

“道德模范变性” 勿用身份标签遮蔽亚文化

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身背尿毒症母亲上学的刘霆既让人感动，也给人以前行的动力；“全国道德模范”既是对善行的肯定与致敬，也是一种选择性激励，有助于提升公众对道德模范的社会认同。然而，道德模范也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刘霆带来了光环效应，也为他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道德枷锁”。

从昔日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到成为公众注意力的焦点，道德模范在享受人生突破带来的名利的同时，也要支付代价——被置放在“道德高地”的刘霆要接受比普通人更为严苛的角色规范、更加繁重的角色义务。一些普通人可以做的事情，道德模范却囿于身份标签，不愿意或者不敢去做。

在主流社会只承认男女两种性别的背景下，变性人游走在性别的夹缝地带，成为边缘人，在社会评价体系中遭遇形形色色的傲慢、偏见、歧视与社会排斥。这边厢，是受人尊敬的道德模范；那边厢，是不受待见的变性人，“道德模范变性”的角色逆转，要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话语体系中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变性原本只是一种个性化选择，却被挤进了道德、人性和法律“三不靠”、“三不管”的边缘地带。有着笃定的文化信仰和强大内心世界的刘霆，并没有在“七嘴八舌”面前让步和屈服，而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勇敢地选择“做自己”。说到底，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一个塑造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过程。“道德模范变性”，在本质上只是一种个人权利。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文化制造了身体，它通常都是通过就餐礼仪、排便习惯和看似无足轻重的惯例、规则和实践，把身体活动转化为理所当然、习惯性的活动”。在身体亚文化的驱使下，昔日的道德模范刘霆选择变身刘婷，只是他基于生活本身最朴素也最强烈的渴望。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我们要对此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面对“道德模范变性”，我们既要感谢他们曾经带给我们的光亮和温暖，也要关注道德模范的生存状态。道德模范真正需要的，不是过度关注和过度消费，而是尊重和认同。尊重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认同利他行为曾经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一切，才是一个成熟、理性社会应有的成色。

【启示与思考】

刘婷的手术是成功了，但跨性别者的人生难题，远非医学或技术问题那么容易解决。先前的报道中，提到刘婷大学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都做不长久。但没有报道追问，是不是因为性别气质原因而承受职场歧视的结果。而平常人能接触到的变性人例子，要么是金星这样的少数成功者，要么是猎奇心态的负面报道，平日里，“人妖”这样的歧视性语言不绝于耳。就算是刘婷，她变性之所以为人接受，是因为道德上的无暇，是有过“背母上大学”的感人历史，媒体不从权利视角出发来塑造读者的感受力，无助于公众识别跨性别者社群面临的真正问题所在。

这些问题，包括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许多人因为无法找到其他工作，被迫从事性工作，面临侮辱和暴力风险。此外还有医疗保障不足，因为手术价格昂贵，只有少数变性人可以承担该费用，而且手术不无风险，失败的话许多人也因为害怕暴露身份而不去索赔，一些跨性别者嫌就医贵，私下里自己服用激素，出现外表上是女性，身体还是男性的尴尬境地。

中国自古就有“君子之辩”的说法。“辩论之道，在自启，在明理，在止于至善。”“刘婷”面对舆论放大镜的一言一行，温和、理性、儒雅，鄙弃了庸俗粗野的争论，呈现的正是君子之辩的传统，也正是在愈发开放的社会舆论环境下，这样的君子之辩无形中又说服了一些曾经的反对者。

由此看来，刘霆变性的确造成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但这却是积极正面的公民示范，社会正应当在这样的公民之辩中不断向善、向上。同时，事件还给予每一位公民个体另一个层面的宝贵经验：当身处舆论漩涡，个体务必勇于同舆论对话，敢于同媒体打交道，敢于对质疑发声。有句话说得好，“流言止于智者”。个体应对舆情事件的最好办法，就是将自己培养成公共舆论场中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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