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诚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与新时期经济增长的抓手（2）

上面谈到经济增速调整是一个经济的规律，但是调整的幅度大小，事在人为。我们经济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种高度法治化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可以说多年以来，因为这种改革，我们的经济增长背后有一种叫做“制度红利”的东西在起关键作用。那我们的基本面还有人口红利，因为我们的人口多，他们的平均工资比较低，所以我们的成本就比较低，这种人口红利在我们基本面发挥作用。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就是指我们的技术距离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是比较远的，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引进来发挥这种后发的优势。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人口红利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渐渐消失了，我们的后发优势空间收窄了，“制度红利”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就更加重要了。我们说“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习总书记说“要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这就是鼓励全社会在党的领导下要继续深化改革，扫除机制体制的弊端，谋求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转变。

今年一季度我国的GDP增速已经破7，这是2009年以来的首次。这是一个警醒，警醒我们伟大的成绩绝非轻易可得，我们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二、新时期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

2015年是我们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之年。今年在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现，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同时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作为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学中属于长期经济问题，其决定因素在供给的层面而不在需求的层面。所以谈经济增长问题，我们不从“三架马车”这个角度进行，“三架马车”我们讲是一个决定短期经济面貌的力量，在长期上我们看供给层面。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效率（Productivity），就是单位工时内能够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的量，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有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制度设计、市场规模等等。

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我们在读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我个人认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总理提出“双引擎”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引擎，一共是“三大引擎”。 第一大引擎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国家有13亿6000万人口，其中劳动力资源超过了9亿人，世界第一。这个资源非常巨大，它不仅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力量和生产力量，也蕴含着发现机会、发现点子、发现新配方的巨大力量。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认为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第一，鼓励发现。创业创新意味着新技术、新配方、新组合，这必将促进效率的提高。第二，优化资源配置。因为创业本身就是资源重组，是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富资源的一种重组，在对市场机会的一种捕捉和利用之下，我们可以把过去没有得到优化利用的资源更加优化利用，从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第三，创业本身就是扩容市场。因为你创业，开一个公司，本身就是在市场当中增加新的元素，提供新的产品，这本身就是提高分工水平，提高分工水平当然也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大众创业创新可以扩大就业，你开公司总要雇人，然后是促进竞争，更多的公司，竞争肯定会加剧，打造积极活泼的商业文化。因为现在很多创业公司都是80后、90后，他们的商业文化跟过去的死板的、僵硬的商业文化不一样，他们非常有创新性的文化，这也会促进我们这个市场经济有新生的活力。

所以从以上这几个层面讲，第一个引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直接跟经济增长的生产效率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积极的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制度层面来加以支持。

第二个引擎是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要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投资。主要是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中西部铁路和公路、内河航道等重大交通项目，水利高标准农田等农业项目，信息、电力、油气等重大网络项目，清洁能源及油气矿产资源保障项目，传统产业技术改革等项目，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项目。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上讲，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第一，可以增加投资，现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公共品如基础设施依然十分落后，像刚才讲的棚户区早就应该把它改造了。还有我们讲城市地下管网这些民生项目都是非常落后的，是我们投资的新方向。这种投资不仅可以提高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同时也可以带来就业，刺激经济。

第二，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比如修路可以使交通的便利性提升，信息网络的这种建设可以让沟通的这种便利性提升。

第三，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公共品具有外部性，这个外部性又被称为溢出效应，就说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的个人部门会造成影响，会有溢出。比如教育的作用，它不仅仅提升被教育者个人的知识水平，实际上被教育者他们所参与的组织的平均知识水平也被提升了。因为别的人会跟他进行咨询，他会参与到整个组织的运作中去，他会提高整体的效率，所以我们把这种好的外部性称为正外部性。

所以增加在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方面的投资，将会起到1+1>2的作用。我们举个例子，我国的乡村教育目前存在着非常大的短缺，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校舍缺乏，现在很多校舍是非常陈旧的，在乡村地区的优秀师资非常匮乏。所以我们要投资乡村教育，这不仅仅可以提高当地的GDP，也可以促进当地人力资本提升，有利于长期增长率的提升。所以就公共品方面，建议政府要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投资。要着重去寻找这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加大投资。

当然我们讲现在我们国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公共品的短板处还是比较多，所以我们投资的领域还是比较广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总理讲的我们回旋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个引擎我想重点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引擎的内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提到，这就是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一路一带”建设，“三个支撑带”为代表的区域发展新战略。从经济本质上讲，战略核心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什么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大引擎呢？其实这里要谈到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视角。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分工是国民富裕的根源，因为分工可以带来技术的进步，有了分工之后，大家就可以专注精力放在某一个环节上，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大家就会更容易带来技术水平的提升。那么决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说就是市场的规模，他说是交易力量的大小限制了这种分工。就是说如果交易的力量很大，那么分工就会更加的细。这种交易力量就是市场规模，所以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规模是决定地区富裕程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