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伴不结盟”是对中国不结盟政策的重要调整

习近平主席在去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此后，王毅外长在“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列为2014年中国外交理念的创新成果之一，称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始探索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基本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笔者认为，构建伙伴关系网、“结伴不结盟”是对中国不结盟政策所做的一次重要调整，既坚持了不结盟的原则，又根据形势需要，注重提高伙伴关系的质与量，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政策的新发展，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与时俱进。

结盟还是不结盟——中国外交政策大辩论的议题之一

不结盟是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宣示“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强调“真正的不结盟”。这是中国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求发展、维护独立自主所做的选择，也是对同苏联结盟政策进行调整与反思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宣示，“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1997年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重申，中国“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中国一贯反对美国在亚太强化军事同盟，反对美日、美韩等同盟针对第三方。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时任)在出访美国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当前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从冷战后中国一系列官方表态看出，结盟被视为“冷战思维”、“旧安全观”，增加了军事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民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上升，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更高期待。同时，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与外部世界的摩擦碰撞有所增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从变化的实力地位出发、调整中国外交政策的呼声出现，专家学者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干涉内政原则”，“大国责任论”，“不当头”、“不结盟”等中国外交基本方针原则展开大辩论。

主张结盟论者提出，应破除对结盟的认识误区。结盟是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之一，不应自动放弃这一选项；结盟并非“冷战思维”，结盟行为古已有之，并非美苏阵营对抗的产物；结盟是实现力量平衡的手段，与是否发生战争并无直接关联；结盟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没有关系，只要利益一致就可以结盟。主张结盟论者提出，中国实行的不结盟政策不足以维护国家利益，原因如下：一是只有结盟，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崛起，为实现军事崛起，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安全同盟，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消除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防止其倒向美国。二是只有结盟，才有“铁杆朋友”。没有盟友的大国是“孤独的大国”。不结盟意味着不结交最可靠的朋友，没有可靠的朋友，遇到困难我们无人可以依靠。三是结盟是应对美国军事进逼的选择。当前，美国进一步强化亚太同盟体系，继续追求军事优势，中国单打独斗不可能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