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亚投行谈判本质上是市场导向,侧重于具体领域的市场需求和市场运作。TPP谈判则包括了太多政治导向的因素,极大制约了其谈判进程的推进。
在亚投行谈判中,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政治风险与政治互信,但这并不是关键环节,重点在于如何探索具体合作领域,实行经贸政策对接。其中就包括:政策沟通、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的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设施联通,强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贸易畅通,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资金融通,注重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民心相通,则着力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市场作为“无形的手”,可以在这里发挥巨大的作用。
但从TPP谈判本身来看,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巨大的制约。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没有意识到国际秩序实际上已经进入“转折之时”,还想用老思维和老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本质上只会加深中美在战略上的不信任,迟滞双方在区域和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如果中美无法达成合作与共识,TPP的推进和发展都将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在国内政治领域,由于TPP冲击了许多国家的核心产业,并且这些产业都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必然也会在国内造成极强的政治反弹。仍以日本农业为例,此次TPP谈判时,农协通过举行反对加入TPP的游行集会活动,加大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力度,借以向政府施加舆论压力。
总之,TPP谈判的结果,有可能造成“负的结果(-)”;而亚投行的谈判成果却只是“扯平(break even)或正的成果(+)”。这是TPP和亚投行两个谈判进展情况迥异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绝非把TPP和AIIB(亚投行)放在截然对立的角度进行思考。事实上,中美两国都担心被孤立于亚太地区的某种未来秩序中,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中美通过某种“换牌”寻求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同舟共济。当然,这种“换牌”并非立即宣布加入对方主导的AIIB或TPP,而是寻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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