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精神”与新时代的亚非合作（2）

二、中国倡导的“求同存异”精神被广泛接受，中非关系得以不断加强

万隆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代表出席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国际会议。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政府代表还鲜有机会到国际会议的多边舞台亮相，并借助这些舞台宣讲中国政府的和平理念以及澄清一些外界及西方媒体对新中国的误解和歪曲报道。

在会议上，针对一些与会国因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看法不同而掀起的争论风波，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认为亚非国家如果“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对事物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但也“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3]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会议最后发表了著名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以及反帝、反殖、促进亚非团结、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呼声。

这次会议还实现了中非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晤，促进了中非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出席亚非会议的非洲国家有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等六国，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的突尼斯、摩洛哥、南非、喀麦隆等正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在亚非会议召开前，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人民之间、政党之间在反帝、反殖斗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和友好往来，政府间的来往还属空白（二战前，非洲也仅有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相互间了解也很不够，少数已独立的非洲国家甚至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可以说，是亚非会议为中非双方间的沟通、了解提供了机会和舞台，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真诚和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则使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

会议期间，周总理宴请并会见了与会非洲六国的代表，并同埃及总理纳赛尔进行了多次会谈，建立了超凡的个人友谊。亚非会议后的第二年，埃及就毅然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的外交关系，与中国建交，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影响深远。此后，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几内亚、马里、索马里等国纷纷与中国建交，使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目在短短五年内从亚非会议前的零一跃为1960年的八个（1965年底又增至19个）。1960年9月，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进行了中非关系史上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对中国的友好访问。次年8月，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也来华访问。中非关系因此从民间外交、政党外交步入了以政府间交往为中心的国家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新时期。

乘着亚非会议的东风和中非关系的友好开端，周恩来总理又很快于1963年底至1964年初访问了非洲十国，并秉承“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奠定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真诚相待、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新型关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