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实现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2）

（三）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主席就强军兴军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思考，深刻阐明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战略地位、根本原则和目标任务，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用强军目标引领法治建设。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眼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坚持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核心和根本要求，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官兵主体地位，坚持依法与从严相统一，坚持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相结合。

——强化全军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法律必须被遵守，法治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首先要让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让全军官兵信仰法治、坚守法治，把法治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

——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求我们的治军方式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努力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即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做法向依法行政的根本性转变，从单纯靠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从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的方式向按条令条例办事的根本性转变。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改革要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推动作用，坚持改革和立法衔接协调，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推进。

——以法治手段推进作风建设。“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作风建设由治标向治本转变也要靠法治，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保持高压态势，抓好各项整改任务落实，确保“四风”问题不反弹、不回潮，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力争2020年前构建起一个覆盖全面、有机统一、科学实效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一个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军事法治实施体系，一个党内监督、层级监督、专门监督、群众监督等互联互动、有力有效的军事法治监督体系，一个理论科学、队伍过硬、文化先进的军事法治保障体系。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习主席就军事法治建设作出的系列重要论述，标注了治军战略新高度，开辟了治军思想新境界，实现了治军理念新飞跃，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

（四）

这是历史的昭示，更是现实的呼唤。

刑起于兵，师出以律。古今中外军队，都把严明法纪作为治军通则，无制之军不堪一击。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曾诞生过一支支强大剽悍的军队，它们无一例外都因纪律严明而兴、因纪律涣散而亡。

一支军队不可能在懈怠中强大，也不可能在废弛中太平。一支军队之“败”，看似由“战败”而终，实则由“治败”而始。如何跳出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考验的是治军的思想、方略乃至手段。

历史将铭记对人民军队有着“分水岭”意义的一页。1929年冬，《古田会议决议》诞生。我军由此划清了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踏上向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发展的新途，一路披荆斩棘，闯关夺隘，血火洗礼，从苦难迈向辉煌。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军队正规化建设必须实行“五统四性”，到改革开放后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从明确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思想确立为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到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视为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必须抓好的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始终是党建军治军的法宝和铁律。

今天，人民军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沿着这个时间轴眺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表”已进入倒计时，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前进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中国梦”“强军梦”的大棋局呼唤人民军队法治化水平的跃升。

从现实挑战看：一个“根”，要以法规制度来捍卫。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的较量一刻也没有停歇，以法治强制力确保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落地生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而迫切。

从使命任务看：一个“变”，要以法治引领和护航。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前所未有。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面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迫切要求，必须加快战略转型，打造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人民军队。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无论是装备技术的升级、人的理念素质的转型，还是军队组织形态、管理模式的重塑，都需要以法治和改革双轮驱动。

从法治环境看：一个“立”，要靠全军官兵来实现。这些年暴露的问题表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大量存在，有的甚至触目惊心、积重难返，到了需要当头棒喝、重锤敲击的程度，确立法治信仰、强化法治思维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