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及其“普世价值”研究与论争的回顾（2）

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之争

继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之后，哲学界接着开始了一场有关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价值或者说它是否是一种普世价值观的争论。进入新世纪来，这一争论更加热烈，不少学者投入其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双方各执一词，观点完全相反。

赞成者主要有郭明俊、周树智、胡承槐、郭文亮、赵学琳等。郭明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具有普世意义。“它所蕴涵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等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社会和谐理念、共同富裕目标自始至终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和追求，它必将成为人类共同遵循和维护的行为准则”。[6]周书俊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民主、自由、平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比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要广泛得多，要真实得多。”[7]

周树智对此问题有较全面的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和本质是有益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有一个推广和为全世界所普遍接受的过程”，“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普世价值必然会更新和发展”。[8]普世价值的普遍的适用性体现在：其一是关系全人类生命的价值，例如保护自然环境的价值等；其二是全人类在经济活动中需要的共同交往方式；其三是全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共同追求和平、和谐、安全、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法制、廉洁；其四，人类在文化生活领域对真、善、美的追求等。作者引用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作者还引用2006年4月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中的话：“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作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就是劳动发展价值论和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价值追求。”[8]

胡承槐则将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观放在西方思想文化中来考察。作者指出普世价值观是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们最为伟大的思想理论贡献，其主要原则有独立、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以及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对之是继承、批判和超越。胡承槐认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等文献中都强调了普世价值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高于启蒙学者们的普世价值观具体表现有三：第一，“普世价值的各项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表现总是具体的、历史的，甚至是带上阶级烙印的。”第二，“一方面肯定资产阶级利用普世价值这一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所取得的巨大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在实践普世价值过程中的不彻底性——经济领域的雇佣劳动制的实际上的奴役制”。“第三，启蒙学说止步的地方，亦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借以出发的地方。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普世价值学说不仅肯定人在政治、法律、社会领域的独立、自由、平等，而且要求在经济领域消灭财产的资本主义使用性质，消灭雇佣劳动制；其次，指出资产阶级凭借其资本所有制所建立的社会实际上仅仅是资产阶级占统治的社会，而无产阶级将建立一个没有统治阶级进而是无阶级的真正人人自由、独立、平等的社会，亦即自由人联合体。在社会关系方面将所有的人提升到‘人’的水平。”“普世价值学说……起初更合乎资产阶级的权利要求和主张，但是，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包含着普遍性的因子，它部分地可直接为无产阶级所用，部分地经无产阶级思想家如马克思恩格斯的修正、提升，可扩展为全人类实现普世性的价值目标所用。”作者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对于当下在社会各领域都仍未完全实现这些价值原则的我国来说，尤为显得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9]

郭文亮、王经北也从继承与超越来谈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关系。他们认为：“普世价值是指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符合于人类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基本价值。我们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简单等同于普世价值，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完全割裂开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维度，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利于批判和借鉴西方价值观，也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10]

赵学琳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反而高度重视它们在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中的社会意义。他们摒弃的只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自由、平等，而没有摒弃民主、自由、平等本身。马克思认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1](p649)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工人阶级解放而推动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在未来社会实施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这个未来社会也是由(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平等构建起来的。所以普世价值争论中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价值，正是全人类解放的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和追求的价值理念。”[12]蒋政、涂秋生则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了最深刻和最真实的普世价值，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3]王绍光亦同样认为：中国特色就是普世价值的一种。[1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普世价值，如侯惠勤、汪亭友、刘书林、冯虞章等。侯惠勤指出：“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其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它“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15]汪亭友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不是适用一切人、适应一切时代的“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作为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观念，无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从来不具有普世性的内涵。”[16]刘书林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绝对找不到支撑抽象‘人性论’和抽象的‘自由、平等’的根据，更找不到所谓‘普世价值观’。”[17]冯虞章则提出“要注意同用‘普世价值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划清界限”。[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