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发挥的领导作用,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我们要追问:抗日战争究竟是谁领导的呢?一些网上活跃的“国粉”马上会答复:是国民党。这个回答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国民党政府可以领导正面战场,可以领导敌人未占领的大后方地区,却领导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领导不了敌后战场。反过来,共产党领导不了正面战场,领导不了大后方地区。抗日战争的全面领导是通过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来分别实施的。
说国民党是领导中心,是因为它掌握政府。这个政府是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着国家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必须要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单凭共产党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抗战后期,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国际联系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代表中国与苏联、美国、英国等,谈判废除《辛丑条约》和治外法权,蒋介石作为中国首脑出席开罗会议,做出了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等地的决定以及参与建立联合国,这些成绩离开了国民党政权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尊重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而且,共产党还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从这些来说,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共产党推动国民党抗日,监督国民党抗日,批评国民党在抗日大局上的动摇,都是从民族战争的共同利益出发的。幸好,国民党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下没有放弃抗战的旗帜,把抗战坚持了下来,否则抗战前途不堪设想。共产党的这种监督作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也是一种领导作用。没有这种领导作用,抗战往前进行是极为困难的。
客观地说,在抗日战争的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这个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中心,没有削弱、更没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中心的全局性作用。承认共产党领导中心,也没有否认国民党政府领导中心的地位。双方这种都是全局性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各自的领导能力来实现的,是在又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来实现的,是不能相互取代的。这种情形,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历史开始走上上升趋势所决定的。否定任何一方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国共两个领导中心历史地位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
必须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历史趋势是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大变小,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小变大。抗战初期,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稍微大些,抗战中后期,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最明显的标志至少有两个:一个是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反共达到高潮,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民主党派的支持,两个领导中心的政治天平开始倾向共产党一边;再一个是1944年豫湘桂作战的失败,大后方批评重庆国民党政府声浪高涨,重庆、贵阳、昆明的大学教授、工商界知名人士对国民党政府明显失望,两个领导中心的政治天平再一次大幅度偏向中共。共产党领导能力和声望明显上升,国民党政府领导能力和声望明显下降。这是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切实说明,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垮得那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迅速成立,近代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纪元的原因。
国民党的传统观点是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游而不击”,这是不值一驳的。现在一些“国粉”与国民党的传统观点相呼应,全面美化国民党抗战,否认共产党抗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只要回归历史事实,抗战时期的领导作用是不难搞清楚的。
战时日本人怎样评价国民党和共产党
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死敌怎样评价国民党和共产党呢?这里举几个战时日本人的例子。
对于中国共产党实行持久战战略方针,日本侵略者极为敌视。曾做过日本首相、身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因而成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阿部信行的看法很简单:重庆国民党政府已不足为虑,主张对日抗战的共产党是日本的头号大敌。
1944年,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历经艰难曲折,已看到胜利的曙光,中共中央及时地发出了积极为战略大反攻做好准备的号召。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加紧研讨所谓中国形势和“剿共方针”,在研究报告中论及中国抗战历程时,突出提到了“中共以毛泽东名义”提出的持久战“三阶段论”,不得不承认:“彼我抗争的经纬与国际战争、政治局面的推移,大体上就是沿着上述阶段过来的”;并且,“中共必然实施大反攻的概率很大”。这也不只是在华北的日军高层的看法。日本情报机构“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在同年编撰的《中共概说》中称:“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发展的步骤,大有注意的必要”。因此,该机构在这年专门编印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将《论持久战》等5篇毛泽东著作全文译出,向日本当局“提供反映国共统一战线、抗日中国动向的宝贵资料”。
《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了原载日本《This is 读卖》杂志三笠宫的文章。三笠宫是昭和天皇的弟弟。1943-44年,三笠宫亲王化名若杉参谋,广泛考察中国战场以后,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干部发表了讲话:《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他在这个讲话中列举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侵略中国的事实,揭露日本军人的残暴行为,说日本对中国是“无所不取,掠夺殆尽”,特别指出共产党的军队“对民众的军纪也特别严明,决非日本军队所能企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不“猖獗”,“那将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中的第一大奇迹了吧”。他还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
以上三则例证,都是反映1940年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日本侵略者高层是怎样评价共产党、怎样评价国民党的,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共产党是抗战时期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是抗战时期中流砥柱。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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