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访谈：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2）

欧树军：组织起来，再造人民

求是网：当今，国际国内形势面临着深刻变化，“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影响并改变着世界。欧老师，您认为当今中国的基层治理存在着怎样的问题？

欧树军：八十年前，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在基层治理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国民党变成了彻底的复古论者，把地方自治建立在“地方自治员”和“保甲长”上，只看到官僚，看不到群众，失去了基层，最终偏安孤岛。相反，共产党从吴起镇起步，扎根延安，把群众的同意作为力量源泉，开创了“延安体系”， 在政教、政法、货币、财税、土地、婚姻家庭社会等领域，除旧布新，构想并实践了指向“天下为公”的各种制度，走出了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为中国文明开出了新形态。这是中国基层的第二重变局，从大乱恢复大治。

三十五年以来，国际国内双重因素共同推动着中国基层走向第三重巨变。“贫富两极分化”再次全球化，资本的力量在冷战结束后如脱缰的野马般大肆扩张，两极分化从第一、第二世界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国家、冷战后的转型国家，从区域问题变成了世界问题。基层社会出现大分化，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国家治理的三个层次都发生着新的变化。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的大规模流动，堪称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巨变。

作为持续三十年的大变局的结果，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政治生活的重心不断上移，基层的地位日趋低落，基层社会正在从“延安体系”下“团结的基层”转变成市场体系下“松散的基层”。商品交换的逻辑越出经济领域，蚕食着政治、文化和伦理领域，催生了经济领域的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政治领域的去政治化，基层的去组织化、基层自治不足、基层民主失序、基层群众失语症，以及基层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群体事件频发、劳资关系紧张等等乱象，“以人民为上帝”的“民本政治”走了下坡路。因此，如何避免中国的拉美化、菲律宾化，如何让13亿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何在物质富足的同时实现精神幸福，如何既温饱肠胃又温暖人心，再次成为新时期基层治理的难题。

求是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抓落实，从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工作方面讲，就是抓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和措施要求的落实。落实到哪里去？就是落实到实践中去，落实到基层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以确保党和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顺利实现。”面对着时代的大变局，欧老师，您认为当下中国可如何实现基层的善治？中国共产党人应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欧树军：基层恶治与善治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组织化程度、直接民主水平和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几十年来，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不彰，这三重危机正在将基层推向治理失灵、社会失序，如不加重视，就很可能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危局。怎么办？

为了实现基层善治，需要对症下药，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组织，把基层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纠正以选举为万灵丹的理论迷思，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并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落实基层直接民主，回归并再造“人民政治”，重新把基层建设成为劳动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既是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也是伦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从而提升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

基层善治之道，要在“政者有其为”，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纠正把选举当万灵丹的理论迷思，真正回归“人民政治”，“依靠人民”，“驯服资本”，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最大程度地争取实现“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把正在被揉碎、打散的人民重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整合起来，“再造人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无敌于天下”。

何建宇：激活人民社会，创新社会治理

求是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首次用“社会治理”代替了之前的“社会管理”概念。何老师，您能否就此谈谈，仅仅这“一字之差”，二者之间到底在理念上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为什么需要有这一转变？

何建宇：理解“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差异，首先要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变。在体制内，所在单位会照顾个人的工作、生活、社会保障等，而党和群团组织的组织体系能延伸到最基层，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动员、社会管理、政治参与等功能都纳入这么一个综合性的组织体，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当转移到体制外就业时，这些手段就弱化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党和人民团体大概都难以深入到绝大多数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之中。当党和政府在新兴部门没有一个如体制内那样的覆盖广泛、响应有效的组织体系，这是很多矛盾开始比较集中的、甚至没有预兆地爆发出来。

传统组织的延伸效果不好，就需要改变思路，需要发现、动员和吸纳人民自发的组织。事实上也是如此。除了已经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60多万家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之外，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也根据自己的需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基层社团。

然而，西方政治学家往往会预设这只发生在所谓“西方民主”体制下。当在一个所谓“非民主”体制下出现广泛结社时，必然意味着在国家之外成长出了一个对抗国家权力的新社会力量，二者必然不合作，必然走向对抗。这种理论视角的集中体现就是形成了一个狭隘的“公民社会”理论。给公民社会赋予很多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规范性意义之后，就成了一副看待中国的有色眼镜。

求是网：您认为我们的党政干部应如何认识西方政治学家所说的“公民社会”？从理论上如何认识和概括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实践？

何建宇：对于一些党政干部而言，面对一种狭隘的“公民社会”，似乎是裹足不前，生怕人民一结社就成了颜色革命的傀儡。一方面身处其中，对于可以利用的资源，熟视无睹；另一方面也被有偏差的理论所误导。其结果是自己放弃了对社会的主导权，不论是话语的、还是组织的。随着党和政府的退出，自由增加了，然而自由的分布却不是平等的，形成的是一个自由却不平等、参与却不广泛和充分的公民社会。这破坏的恰恰是人民的主体性，尤其是劳动人民的主体性。

因此，我们也会发现基于西方历史国家经验的、转型国家历史经验的观察实际上不是那么全面的。所以，我们主张形成更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的、也更符合现有结社版图的“人民社会”理论去重新认识新型结社革命。在人民社会中，党和政府更加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强调人民能够平等而充分的参与，因此人民社会并不排斥基于人民自由而形成的社会自组织形态，更关键地是在认识到自由结社的优点和缺点基础上，社会自组织能够跟政党和政府的体系有效对接，以保护人民有效组织的方式去促进社会团结与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