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7）

（三）斯大林对意识形态建设的贡献和教训

作为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奠基者和建立者，列宁提出的意识形态具有党性、阶级性、政治性等特性以及意识形态本土化、大众化、时代化等思想，都对他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和整个苏共的思想理论、政治制度建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重大影响。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同年5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再次被选举为总书记，终于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真正最高领导人。为了更好地继承列宁的思想和理论，1924年4月，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了题目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著名演讲，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论述了什么是列宁主义，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并在论述其历史根源的基础之上，深入论述了列宁主义的方法、战线、策略和列宁主义对革命理论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民族问题以及党的认识，总结了列宁主义提倡的工作作风，指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和出发点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而不是农民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并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第一次构成了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1926年1月，斯大林又出版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部重要理论著作，不仅强调列宁主义的最主要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进一步阐明和论述了列宁所大力宣扬的“不断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等理论。并在肯定《论列宁主义基础》思想内容的同时，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区别，对列宁主义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更系统、深刻地阐述和总结，使列宁主义成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成为苏联人民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重要指导思想。

斯大林虽然成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当时的苏联依然处在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围攻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双重打压之下，并且随着列宁的去世，苏共党内思想统一也开始出现了裂痕。面对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和危险，再加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反托洛茨基集团、反布哈林集团、“大清洗”运动等政治领域的斗争同步，斯大林发起的一场全面批判运动也在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展开，“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成为全国城乡都在普遍开展的一场大运动。1929年12月27日，刚刚过完50寿辰的斯大林在苏联科学院发表了著名讲话《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严厉地批判、抨击了当时有着较大影响的布哈林的经济理论，号召人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向各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53]揭开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的序幕，成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向“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发起全面进攻的重要标志。并且，大批判从对布哈林的经济理论开始，一直扩展到哲学、党史、史学、法学、国际共运甚至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在整个思想理论界引起巨大震动。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以《哲学战线的状况》为题对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成员发表了谈话，这是一次被称为影响了苏联哲学界长达数十年的重要讲话，毫不留情地对哲学家德波林为代表的德波林学派进行批判，确立了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定位；针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30年第6期发表的历史学家斯卢茨基的论文《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不仅在1931年11月写了一封《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严厉批判斯卢茨基是“托洛茨基的伪造者”，其行为是站在“孟什维克或唯心主义立场”上进行“反党”，而且下令把斯卢茨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也因为“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错误被勒令停刊、改组了长达一年，引发了对全国已出版和准备出版的所有史学著作进行的大审查；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宣布取消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以及解散所有文学团体或流派，并对其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成立全苏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和多个艺术团体，将文学团体或流派、文学组织和纲领以及文学刊物等都纳入统一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使其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国家化的发展道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切导致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存在思想文化的管理体制高度集中、斯大林的理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把学术论争与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等问题，在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残余、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指导地位的同时，也导致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学术政治化等问题的加剧。并且，斯大林自己也容忍、认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阻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科学、健康发展，导致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意识形态的简单化、教条主义、严重僵化等问题。斯大林晚年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地反思，如他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谈到科学发展时所指出：“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54]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等原因，斯大林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态势一直没有大的改变。

列宁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和新闻出版自由等问题，认为报纸有时是比机关枪、炸弹更具有危险性的武器，给敌人出版自由就是给敌人建立政治组织对抗社会主义的自由。斯大林时期，不仅延续了列宁时期对报刊、书籍等传播媒介和编辑记者、作家、教授等传播人群的重视，而且通过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等建立起了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的严密舆论监控体制，从而严格过滤那些“不纯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产生、传播，同时对民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进行更严密地监控，肃清一切同斯大林理论不一致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采取多种措施在全社会“灌输”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加快对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辩护、美化的意识形态的建设，使得斯大林的理论成为真理的化身、是非的标准、思想的指南、理论的源泉，推动了在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斯大林模式”的诞生、形成、发展并被全世界共产党人视为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本国人民夺取政权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指引方向、提供动力、武装思想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