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国首先胜利论”的思想并非是简单否定“多国同时胜利论”，而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二者之间是一种辩证地统一。正如列宁在1918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所指出：“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29]可见，他也认为“一国首先胜利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一个特例，即使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也不能改变普遍性规律，应该坚持特例和普遍规律的统一。而且，即使在十月革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以后，他仍然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真正的、最终的胜利的。1923年1月，他在《论我国的革命》一文中又再次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0]他这也是在再次强调，俄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特殊性体现，并不是普遍性规律。尤其是当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帝国主义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包围，面临政治上打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时候，再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破坏甚至进攻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更加寄希望于爆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在西欧尽快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在被迫思考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共处以及斗争等问题的同时，列宁更加期待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早日到来，并开始积极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二）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第一次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全世界在19世界末、20世纪初逐渐进入以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为特征的一个新阶段，不仅工人运动在很多国家普遍高涨、蓬勃展开，并且有 20多个国家已经建立了属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和斗争日趋激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迎来一个新时期，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思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形成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主要体现在1894年春夏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1902年2月的《怎么办?》、1905年11月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8年4月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10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13年 3月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20年5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10月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921年9月的《关于清党》、1922年 3月的《关于接受新党员的条件》和《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以及由1895～1916年所写的有关哲学的读书摘要、评注、札记和短文等汇编而成的《哲学笔记》等代表性著作中。他通过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揭露和批判，指出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中借以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体系，包括宗教意识形态在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虚假”、“非科学”和否定意义的，而“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31]这里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指科学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列宁第一次非常明确地赋予了曾经在否定、肯定之间模糊的意识形态以积极肯定的意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第一次统一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32]在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在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断辩论、斗争中和对以往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中发展、壮大的同时，强调了现代科学意识是在并且也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并进一步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3]“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4]的光辉论断，揭示了革命的理论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就不仅使得工人阶级开始而且能够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并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中正确判明前进的正确方向，从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政策、方针和战略去实现既定的目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论思维，就不可能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和科学的最高峰，所有在人类历史前进中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民族，没有一个不是以先进的理论、思想作为行动指南的。列宁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35]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现代经济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了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迅速从概念的提出走向理论的充实、实践的检验。
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并同时强调指出，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定不是、也不可能会自发产生，而是一定要在真正战胜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并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灌输”成为工人阶级强大的思想武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36]“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37]不仅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非常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侵害甚至控制，而且指出了其为什么非常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侵害甚至控制——“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38]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要真正使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真正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就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以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能够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体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鼓舞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并且由无产阶级政党这样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精英组织去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去“灌输”，使之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这就是著名的“灌输”理论。他提出一定要反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趋势，积极地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和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从而真正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大大促进其发展，使其转化成指导、推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性的巨大力量。
列宁还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应该而且有能力使自己成为革命思想家，并且在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些知识分子们不仅“需要成为这样一个思想家，他不是代表置身于斗争之外的直接生产者，而是代表那些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并完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分开’的人们。”[39]这就需要他们不仅要“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40]，而且更要善于继承、学习和发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的历史、哲学和经济等领域的科学理论成果。就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41]，所以他们被称为“思想家”。在这些“思想家”的大力宣扬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更加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认识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正是阶级利益使得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并且使他们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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