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7]同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部分中，明确提出要建立“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那种统得过死的体制，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8]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就是指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在全社会范围实行的、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从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改革选择开始逐渐为更多人认知、熟悉，并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被提了出来，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向。“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什么根本不同”等问题成为不少专家、学者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答又对中国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诞生和初步建立
尽管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正式提出，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其真正在改革进程中发展起来却并不是一帆风顺。1984年9月9日，赵紫阳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几位常委写了一封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三个问题分别为“计划体制”、“价格改革”以及“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指出“‘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9]“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10]但同时又强调“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11]这封信在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一致同意后公开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形成的共识依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并没有真正赢得大家认可；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也作出了这样的表述“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这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市场经济，但却明显向外界表示出中国今后依然要继续推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外，其中讲市场经济时已经不再和私有制、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是用“完全由市场调节”来加以描述，体现出了认识上的一种进步。这表明，市场经济是在冲破重重阻力中一步步往前进的，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民众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认可都需要一个过程。
时间进入1985年，国内外对中国如何处理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关注，并有不少人对中国能否真正认可市场经济持观望甚至怀疑态度；同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表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2]并进一步指出：“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13]这段谈话不仅是对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根本矛盾的观点的明确回应，澄清了一些人对中央态度的误解，更公开肯定了中国将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广大领导干部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成熟。在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邓小平也一直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改革路线。随着改革进一步推进，邓小平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1987年2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提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4]计划经济从此开始逐步淡出人们视野，这一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甚至连计划经济这个词都没有提。即使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以后，面对党内外的一些质疑声，邓小平也没有动摇既定的发展方针。6月9日，他在《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重申了“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15]仍然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只是提出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决定是多一点计划性还是多一点市场调节。
20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在1990年印发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中，是这样对市场经济下定义的:“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一切经济活动经过市场，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经济。”并进一步把究竟是“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还是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视为两种对立的改革观的表现。不仅是党内，在全国不少干部群众中间都出现了一定的思想混乱。1991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16]这次讲话对澄清错误认识、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也正是这个特殊的背景，使得1992年成为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的春天，从1月18日到2月21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先后视察了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并发表具有重要时代影响和历史意义的谈话，被称为“南方谈话”或“南方讲话”。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这些话不仅回应了一些人提出的“中国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疑问，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能再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划等号，也不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彻底改变了以往不少人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属性和主要特点的传统观念，强调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只是“经济手段”，为进一步扩大市场经济的运行范围以及尽快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引起了全党上下乃至全国人民的重视。1992年6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为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作报告时要求大家深刻领会、全面落实“南方谈话”精神，并表示自己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随后，他立即先后就使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征求了陈云、李先念、邓小平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和支持。江泽民这次讲话不仅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和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坚定了党中央尽快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指导下，1992年10月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南方谈话”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会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江泽民在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指出，为加速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努力实现十个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其中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十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使全党深刻认识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问题的核心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一个伟大时代创举，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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