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应确立发展为重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于该倡议究竟属于一个什么领域的倡议，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论。由于这一倡议是中国领导人最初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际场合中提出的，很多人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一个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议题，核心是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然而，随着中国领导人频频在国内场合提及“一带一路”，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近相互利益纽带。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和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点提及“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开始被作为一个国内发展战略问题，尤其是中央将“一带一路”委托给发改委牵头规划论证，“一带一路”越来越被当作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直到2015年3月28日，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才正式被定性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战略倡议，它以互联互通为抓手，以金融合作为前导，通过激发大市场活力，共享发展新成果。

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的同时，中央政府也紧锣密鼓地建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及其下设的办公室，从执行团队的豪华阵容来看，“一带一路”也成为涵盖外交、发展、改革、政策、商务、金融、安全、宣传等众多领域的国家大战略。特别是中央要求方方面面都要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的愿景倡议，“一带一路”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抓手，是各部委、各领域和各地方共同参与的“大合唱”。然而，在方方面面都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之后，如何避免四面出击和平行用力，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领域，就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一带一路”是发展之路

发展是硬道理。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一个关于发展的倡议，是新的时代形势系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了一条向世界开放，特别是向原来相对隔离的西方世界开放的道路。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多亿中国人创造了堪称“奇迹”的经济增长。在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国家,保持了如此之快和如此之久的经济增长，其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在世界经济史上恐怕只有19 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和二战之后的日本可堪媲美。在30多年内，中国的发展引擎主要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拉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口和投资都大规模扩张，拉动中国实现了经济起飞。

然而，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受西方市场疲软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发展遭遇了出口、投资、消费增长的瓶颈。从出口来说，中国最近十年来出口快速增长主要靠发达国家市场、美欧日市场，但这些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已经面临市场空间瓶颈问题，且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加剧了市场萎缩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快速膨胀的庞大产能在出口拉动下仍然在扩张，中国庞大产能与欧美日市场空间萎缩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瓶颈，要求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出口市场。从投资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东部沿海地区是最主要的引擎和承载地。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规模的扩大，越来越面临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生态环境压力、劳动力价格和社会治理压力，可供承载的土地也日益紧缺。同时，中国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也面临着日益放大的风险，迄今为止我们积累的对外金融资产有6万亿美元，但有近4万亿美元是储备资产，如何盘活储备资产，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接近传统制造业饱和的状态下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也成为制约当下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性问题。从消费来说，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发现，长期以来，小城市中产阶级及富裕消费者是推动中国消费者信心增长的主导力量，但是由于近年来通货膨胀、房价上涨以及日益沉重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负担等限制了中产阶层的消费，在大中城市中的消费者信心继续下滑，中产阶级及富裕消费者在消费支出方面变得更加谨慎并更具选择性，主要是为了大笔开支（比如汽车、房产和教育）而进行储蓄，在其他消费上开始变得节俭，制约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制约了经济发展速度。受出口、投资和消费瓶颈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要求在发展思路上作出新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