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热与习式经济外交新战略（2）

新思维、新战略

建立亚投行是中国在外交、经济、金融领域的一次历史性尝试。中国希冀通过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实现与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与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新的理念与战略适应“新常态”，应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政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针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新思维与新战略思考，并为当代国际关系注入了鲜明的中国元素。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不断得到丰富，中国以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核心，相继提出了中国梦、正确义利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周边外交、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亚太梦、亚洲安全观等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大国外交概念与倡议。中国致力于与全球主要国家建立“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伙伴关系。中国还充分发挥会议外交、主场外交、经贸外交、金融外交、公共外交、二轨外交、人文外交等丰富、灵活和有效的手段主动出击，营造“强势外交”，体现了中国在外交事务上日臻成熟与老练。

在中国的外交工作中，周边外交一直是重点，并通过其辐射影响全球。201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执政后在外交领域的首次大型会议，可见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高度重视。亚投行无疑就是这一经济外交的产物。在区域层面，它将为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计划中的跨国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为中国在APEC合作中倡导的加强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提供制度保障，为亚信会议、上合组织、中国-东盟“10+1”、亚洲合作对话、亚欧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增添实质内容，为实现中国所构想的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从而成为亚洲经济合作与一体化体系的重要新支柱之一。在国际层面，亚投行将与中国倡导成立的新发展银行（又称金砖银行）、上合组织银行等多家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形成互补，从而构成与现行由美欧日主导的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平行的由新兴市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亚投行将成为中国在世界各地争取朋友和商业优势的一个关键支柱。

建立亚投行是中国在外交、经济、金融领域的一次历史性尝试，在目前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果”。中国紧紧抓住亚洲诸国发展落后的瓶颈性问题——基础设施不足且资金匮乏。根据有关国际组织估算，从现在到2020年期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10000亿美元，而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亚投行汇集利用亚洲丰裕的储蓄资源与域外资金为这些国家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受惠国何乐而不为？中国希冀通过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实现与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此外，中国以往主要是通过双边政策性贷款协议在其他国家寻求资源、市场与建立战略联盟，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不稳定、自然资源价格剧烈波动、商业信用低等原因使中国的金融贷款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近期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乌克兰、津巴布韦等国出现的贷款违约事件就是典型例证，因此，中国通过建立亚投行实现更加规范化、透明化与机制化的商业运作能够有效地分散风险，并提高投资收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可以充分展现“软实力”，通过释放一种“亲诚惠容”的温和的经济外交策略去平衡与周边国家在领土争端和海洋资源纠纷中体现出的“硬实力”，从而实现既定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精神理念。

亚投行的建立既包含上述与时俱进的中国动机，又蕴含着具有当代时空背景的中国特色。首先，亚投行将中国周边地区与国内区域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中国构建全方位对外合作格局中，加快中西部开发、化解区域不平衡、开拓新的经济增长极。其次，亚投行将为中国产业升级优化、消化产能过剩、资本存量调整创造有利条件。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将为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石化、船舶等企业打开海外市场。中国的贸易结构也随之将从以消费品出口为主逐步转向以资本品出口为主。中国政府近日强调在对外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基础上增加国际产能合作是一个新的值得注意的动向。再次，亚投行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载体。亚投行发放贷款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主要货币，其他国家可通过亚投行担保等方式发行人民币债券，亚投行还可以使中国以多边金融机构的形式开展人民币资本输出和主权财富投资。这将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第四，亚投行的商业行为将与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干预内政方针保持一致，不附带西方常见的价值标准改造要求，并与意识形态脱钩。最后，亚投行将有效地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有机联系起来，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