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热与习式经济外交新战略

新背景、新环境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稳定外需的同时亟待开拓内需；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多元化趋势增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变革国际经济秩序。

在国内层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并有持续放缓的可能。由于发达国家总体上复苏乏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波动明显、大宗商品和国际金融市场潜在风险加大，中国经济在稳定外需的同时亟待开拓内需以保持稳定增长。但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下滑、制造业萎缩、居民收入趋降、消费疲软使扩大内需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处在通货紧缩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坚持采用新的思路与方法应对经济的下行压力：一是保增长与调结构相结合，以去过剩产能化与去杠杆化为工作重心加速产业升级转型和控制债务与金融风险（尤其是地方公共债务）；二是总量、全面调控与区间、定向与微刺激调控相结合，创新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与措施，掌握力度与节奏，有的放矢，保证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有效支撑；三是从创造政策红利更多转向创新制度红利，通过实施一揽子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放松政府行政管制、降低行业准入门槛、构建各具特色的自贸试验区等新型区域发展平台、激发市场主体创新与大众创业活力。中国还决心通过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以及构建以高质量贸易投资规则为核心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经济增长。

在国际层面，随着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崛起壮大，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多元化与民主化趋势进一步增强，G20已经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机制，金砖五国集团作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强烈要求变革国际经济秩序。但是，二战后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与现实不符及不公正的制度并未得到根本纠正，这在亚太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试图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抓手打造21世纪国际贸易与投资的“黄金规则”，与其和欧盟进行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遥相呼应，主导未来全球的商业规则。与此同时，中国力推以东盟作为“功能性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促进东北亚经贸一体化进程，并在APEC框架内提出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的宏伟构想。多种路径与方案之间的竞合关系反映了大国与集团对亚洲地区的高度重视与争夺。它既是当今全球商业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也是最不稳定和充满挑战的地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在领海、岛礁、资源开发上摩擦与争端不断，关系明显恶化，亚洲作为一个整体也尚未形成完善的安全体系来缓解这些挑战所带来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