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兼治：境外结网与境内筑堤共建廉洁政府
追逃追赃毕竟是事后的追惩，挽回的损失是有限的，而且由于国情与体制不同，追逃成本很高。如余振东一案，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司法部、公安部在内的10个部门与美方以及余振东本人进行了长期谈判，历时达两年之久。因此，着眼长远，应该标本兼治，在继续加大追逃追赃力度的同时，着力于制度建设，有效防范腐败分子携款外逃以及进行腐败活动。
在防范腐败分子外逃方面，首先，需要完善反贪污贿赂方面的立法。依靠法制反腐败是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尤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依法反腐更是反腐败的不二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反腐败方面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由于这些规定不尽科学、全面，可操作性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击腐败的成效。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立法，制定集组织法、实体法与程序法于一体的反腐败法律，还应加快国内立法与国际公约的衔接，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在反腐败工作中切实发挥作用。其次，完善党员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切实执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在报告事项的基础上，开展抽查核实工作，并推进报告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对申报不实或瞒报等情况，应制定惩处办法。再次，加强出入境证件的管理工作。完善护照签发机制，在一定情况下建立出入境管理机构垂直领导体制，同时明确出入境机构的职能；提高护照防伪技术，同时严厉打击伪造护照、编造护照等行为；切实执行国家工作人员护照集中保管制度。最后，加强金融监管，打击地下钱庄，斩断贪官外逃资金链，防止赃款向外转移，同时激活国际反洗钱工作机制，严格控制资金外流。
在预防腐败犯罪方面，首先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消除腐败的根本在于廉洁的观念内化为每个领导干部的思想自觉。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注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加强法治教育，增加法治观念，自觉学法、守法，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其次要加强反腐败机构建设，为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障。这方面，可参照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经验，建立直属总理的独立的、权威的反腐败机构。明确其职权，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确保反腐败工作的顺利进行。再次，完善反腐败制度建设，筑牢反腐倡廉的制度防线。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根本上防止官员腐败。最后，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外部约束。强化人大的监督，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是加强对国家权力约束和制衡的有效方式；注重人民群众的监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让人民监督权力，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强化大众传媒的监督，利用大众传媒受众广、信息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全方位监督。
反腐败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我们需要把外逃的腐败分子绳之以法。但从根本上讲，防止外逃优于追逃，而预防腐败的滋生又胜于防止外逃。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完善的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氛围，彻底清除腐败，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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