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上谋势布局创建“根据地”，打造撬动胜利的支点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是决定战争走向和成败的战略支点。
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着重说明了建立根据地的“支点”意义。他生动地比喻道：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在抗战中，毛泽东从中国基本国情和地缘特征出发，进一步发展了其根据地思想，创造性地将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转化为决定抗战走势的神来之笔。
1937年秋，开赴华北前线的八路军115师，遇到了从前方退下来的国军士兵，他们对八路军说，日本人的炮火打得铺天盖地，现在上前线就是去送死。
八路军不为所动，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趁日军主力专注于正面进攻之机，“敌进我进”将战火引向敌后，让战争流动起来，让战场活跃起来，将一把把尖刀插向敌人的腹心。平型关大捷、阳明堡夜袭、响堂铺伏击……一记记重拳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纵览8年全面抗战，像这样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大面积溃退，共产党军队却大踏步前进的状况，屡见不鲜。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何以在黑云压城之际敢于迎敌而上呢？
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的地理条件，“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是抗日战争“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针对日本兵力少而要疯狂占领中国广大领土的矛盾，毛泽东要求我军深入敌后，普遍发展游击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略态势，与敌人进行犬牙交错的缠斗。
这一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围棋“做眼”：“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如果把抗日战争比作一场大棋局，毛泽东无疑是雄才伟略的“国手”。他没有在开局时把目光仅仅放在“吃子”上，而是在日军控制薄弱的广大农村巧妙“做眼”，打开了展现人民战争威力的广阔空间。面对这种始料不及的战争格局，狂妄的日寇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
随着战局的发展，八路军在华北的活动区域占了敌占区面积的80%，日军不得不龟缩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成为一条条“无眼”的“困龙”动弹不得。作家王树增在其著作《抗日战争》中写道：“之所以说日军对中国的占领是‘名义上’的，指的是侵华日军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后方。没有后方的军队是悲惨的。没有后方的战争注定失败。”
与日寇相比，敌后根据地却成为中国抗日军民最可靠的大后方。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为战争提供物资支持，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积极参加运输队和担架队，运送物资，救治伤员，直接或间接地援助军队作战，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人力基础。
1938年4月，卫立煌眼看晋南危险，请八路军将其所部在临汾、运城的军火和物资运走。卫立煌很惊讶地看见“八路军把赵城、临汾和洪洞等五个县的农民和四五百辆大车都调动起来了，把东西都运走了，直到日军快要到了临汾城的东门，他们的最后一辆大车才离开临汾城的西门”。
当1945年春天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遍及大江南北，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依托抗日根据地，广大抗日武装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愈挫愈强、愈打愈多，人民军队抗战之初仅有4万多人，到抗战结束时，已发展壮大成百万大军。
支点，就是各种力量的支撑和依托。高瞻远瞩的政略、灵活机动的战术、英勇善战的军队、视死如归的战士、舍家报国的民众……这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核心要素，凝铸成一根降妖除魔的“金箍棒”，通过“根据地”这一战略支点，撬开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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