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经济形势谨慎乐观
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新四化进程加快,“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将拓展增长新空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释放制度新动能。但这些战略性、全局性、系统性举措需要逐步推进,近期在增长速度上的反映有限。
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下行,财政、投资等调控基本没有停止。如果说今年上半年的政策下半年开始落实,那么去年也呈现类似规律,也就是去年下半年基数偏高。今年下半年经济提速需要更大力度的调控尤其是投资,目前看没有也不允许这样做,因为“强刺激”可能会积累新的矛盾。
货币政策下半年有望结束时滞期。但是,一方面,中外都有通胀时期货币政策效果好于紧缩时期的规律。另一方面,我国货币政策关键问题在于传导机制不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地方政府等对利率不够敏感,货币政策难以通过利率渠道传导;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在经济下行和趋于紧缩期,政策难以通过信贷渠道传导;股票市场大幅涨跌和由此反映的证券市场不规范,政策难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传导;汇率形成机制使货币政策大打折扣。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受阻,政策加码的边际效应递减。
房地产市场在供求总量基本均衡、利率进入下行周期而居民投资渠道有限、调控政策放松背景下出现小幅反弹,中长期房地产难以承担也不应再赋予其过重的经济发展职责。
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政策原因
同时也要看到,中央近两年推出的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是经济下行压力大的主观政策性原因。
国家出台多项稳增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先后三次降息降准,专门针对“三农”、小微企业定向降准,累计增加近3万亿元左右的可贷资金,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降0.75个百分点。财政政策方面,地方债置换2万亿元,已超过地方政府今年偿债1.86万亿元的需求,地方政府推荐了近2万亿元PPP项目。投资政策方面,上半年,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建设等项目投资就超过8000亿元。截至5月底,7类重大工程包累计完成投资3.1万亿元。此外,还有大量消费、出口、“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
调控落实不到位的“时滞”影响政策效果。受行政审批程序复杂、地方政府抓经济积极性降低、利益受损方抵制等多种因素影响,上述各项调控政策执行相对较慢。新形势下,有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表现出能力不够、意愿不强、迟缓犹豫等现象。政策执行中的时滞效应,导致很多政策特别是投资类政策无法立竿见影。比如,有调查表明,在中央不断简政放权之际,基层企业真正反映负担减轻的却十分有限。再如一些地方批到了资金和项目,但迟迟不能开工,财政资金趴在账上,影响资金运行效率和经济增长。
改革进展慢的体制“漏出”影响政策传导。中央深改组14次会议已经审议50项具体领域改革举措,通过了其中的37项,但相关领域和地区改革进展有限,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在很多省份没有变化,金融领域部分改革仍在徘徊。体制机制不畅不仅导致政策漏出,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制约。比如商业银行顺周期特征明显,传统行业贷款质量下降,银行可贷资金受限,其他融资渠道不够健全,降息降准政策难以促进资金流向真正需要的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缓解。再如PPP计划已经拿出来了,但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契约精神得不到尊重等原因,社会资本对PPP项目持观望态度,无法及时发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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