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上）（2）

○第八十四

余向谓汤伐桀以十八祀乙未秋往，越明年丙申三月建卯归。《殷本纪》所谓“绌夏还亳作《汤诰》，维三月”是也。《伯夷列传》，《索隐》曰：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所封，王至东郊，大令诸侯，墨胎氏正于是日封。予尝以授时法上推商汤十有九祀丙申岁距至元辛巳积三千○百四十五年，中积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二日五四七四，冬至四十二日五一二五〔丙午日〕，闰余二十八日八五一○六六，天正经朔一十四日○○一八四〔戊寅日〕，步至三月建卯之月经朔四十二日五九三六一九〔丙午日〕，则丙寅为月之二十一日，其吻合如此。因反覆古文《汤诰》，读逾有味。四渎配四方，实后代祀典之祖。真史迁所受《书》二十四篇之一无疑。故不辞复书之，以告世之君子。其辞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

按纣以甲子日亡，是为纣三十三祀己卯正月五日。桀以乙卯日亡，从未推以历。予以授时法上推桀五十二岁乙未岁距积三千○百四十六年，中积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七日七九三○，冬至三十七日二六七○〔辛丑日〕，闰余一十七日九七二六八二，天正经朔一十九日二九四三一八〔癸未日〕，步至夏正八月经朔四十五日○六九六五五〔己酉日〕，则乙卯为月之七日。盖师初发。当于前此七月所谓“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者。

又按上所谓四渎配四方，实后代祀典之祖者，何也。盖《后汉·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各如其方。唐遂称淮为东渎，祭于唐州。江为南渎，祭于益州。河为西渎，祭于同州。济为北渎，祭于洺州。迄今益不可易。反觉东为江，南为淮，方向少不合。余曰：此则有顾祖禹景范之论在。忆己巳同客京师，问景范，苏秦说燕曰“南有碣石之饶”，《注》以碣石在常山九门县。果尔，则赵地，何以燕有其饶。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东，何云南。景范曰：凡地理言南，可与东通。言北，可与西通。非同东与西，南与北，迥相反者。余自是触处洞然。

又按秦渊云九告余，《国语》“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法推癸亥为建丑之月朔日，非如《三统历》为四日，后却三日矣。余曰：《三统历》误犹可将《武成》逸篇所云“壬辰”为建子之月二日，亦不可信。周历固如是乎。云九曰：历岂惟自秦失之，周历亦未精。遂极言古历不正。自六家历以来，斗分皆四之一，汉邓平历犹然，故梁沈约《宋书》论六历率皆六国及秦时人所造，差至三日或二日。上不可检于《春秋》，下不可验于汉魏。虽复假称帝王，祗足惑人耳目。至于太初，斗分太多，过天一度又无盈缩迟疾，故常以朔日月见西方，晦日月见东方，差亦至二、三日。以此步历，则晦朔甲乙，安得无愆。魄明生死，焉能不舛。则知古历为误，授时为真也。如其不尔，武王去春秋鲁隐公才四百年，授时去鲁隐公二千年，以步日食三十七，或合或否，一一不爽。而以步四百年前，即差当不逾刻，而奚至二三日之远耶。以此知授时为真，周与汉尽失之矣。此论定，则古文《武成》所记一月旁死霸、二月死霸、四月旁生霸等日，皆四分之一之历所步，差至二、三日者，先后不合，固皆不待云矣。余悦曰：邢云鹭撰《历考》，亦曾推及，总未若子精。云鹭，安肃人，为云九家所取士云。

或问：武王初有天下，历如是之疏，而子推成王七年三月丙午朏，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恰合。何成康之历皆精乎。余曰：刘洪有言，历不差不改。此必成康时有知历者出，觉前法疏阔，改而正之，故吻合如是。

或又问：子推《召诰》二月朔既甲戌矣，则望当庚寅，方可云越六日乙未是是月十七日望，果然否。余曰：是月经望二十五日六八八九二五五，仍十六日己丑望。盖经文当作“惟二月既旁生魄，越六日乙未”，或作“惟二月既望，越七日乙未”，以成史臣以事系日一定之体。今云然者，殆传写错尔。

又按王恭简樵述周洪谟之言曰：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历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月数，有改有不改，人皆以为然。予独否之。如鲁史官记事自用周之历，史既周正，历亦周正，可知历与史，岂有二哉。惟农家之历无古今，而用夏正。予因悟一部《毛诗》“七月陈王业”，“六月北伐”，“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皆夏正也。何独至《十月之交》而忽从周正。盖周幽王六年乙丑岁十月建酉之月，前历官推当辛卯朔，辰时日有食之，必遍为告谕，以著天象之变。诗人见之，即载于咏歌，不复如常作夏正。此正可以情与理而断者，前说颇非。

又按东坡《司马温公行状》载有司奏六月朔日当食。公言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贺。臣以为日食四方见，京师不见，天意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皆不当贺。诏从之。后以为常。考《文献通考》，此仁宗嘉祐六年事也，可为盛德。然后崇祯四年，徐光启奏言，汉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见，辽东以闻。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见，张掖以闻。盖食在早独见于辽东，食在晚独见于张掖。当时京师不见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辽东、张掖之见食，则其法为未密。以未用地纬度算也。使温公、东坡闻此，亦应失笑。

又按徐文定光启《历学小辨》为满城魏文魁作也，曰：宋仁宗天圣二年甲子岁五月丁亥朔，历官推当食不食，司天奏日食，不应。中书奉表称贺。诸历推算皆云当食。夫于法实当食，而于时则实不食，今当何以解之。案西历日食有变差一法，是日在阴历，距交十度强，于法当食，而独此日此地之南北差变为东西差，故论天行则地心与日月两心俱参直，实不失食。而从人目所见，则日月相距近变为远，实不得食。顾独汴京为然，若从汴以东数千里，则渐见食。至东北万余里以外，将全见食也。余谓非西法何由晓此。故崇祯十六年，李天经推验愈密。八月诏西法果密，既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竟未及颁而明亡。

又按《文献通考序》云南自宋武帝讫陈后主北自魏明帝讫隋文帝一百六十九年间，《南史》所书日食三十六，而《北史》所书乃七十九。年岁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苍旻，食于北者，其数过倍于南，理之所必无，而又月日不相吻合，岂天有二日乎。其说是已。然授时法以推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岁，即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朔，交泛十三日九十九刻，入食限。定朔四日六十七刻，得戊辰日申时日食。宋虽有刘孝荣言四月朔日食一分，日官言食二分，既而竟不食。金主则减膳伐鼓，百官各立于庭，明复乃止。是真见其食与复圆矣。何以或验或否。盖宋临安偏南，燕京偏北，日食在阴历，故谓太阳有亏，南北目所共睹，虽庸奴能之。此仅得其常者耳，固非通考不曾有历考者所知。

又按《纲目》不书月食，仿《春秋》也。独唐肃宗乾元二年二月书月食既，盖为张后事发。《提要》不知，仍作日食。司马公《目录》引本志作正月癸未。因推乾元二年己亥岁距积五百二十二年，中积一十九万○六百五十六日八四六○，天正冬至一十八日二一四○〔壬午日〕，闰余一十二日八六七四○八二，月朔三十三日九三八三七，一〔丁酉日〕二月经望四十八日七○三六六七五〔壬子日〕，交泛五日一六六八一六二，月朔交泛一十二日二八七二四四二，月望交泛二十七日○五二五四○五〔入月食限甚深，法当食既〕，乃知史官所书宛与历官所步合。何儒者于历愦愦乃尔。

又按陈第季立谓分命羲仲曰：历书之作，爰自黄帝。而尧命治历，慎重其事，上言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论其统体也。推验考测，必极其精，秒忽有差，则躔度不应矣。故分遣四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农之作息。昏晓之中星，四时之节气，以至人之祁寒暑雨，物之毛羽生落，离合参伍，毫发不爽，斯历元可定矣。苟不置闰，则气朔盈虚，终莫齐一。故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也。总之，皆治历明时之事。历成则阴阳顺，风雨时，百谷登，而协气畅，百工有不厘，庶绩有不熙乎。是经文次序最明。且悉蔡《传》于历象、日月，便谓作历已成。于分命，则云此下四节言历既成，而分职以颁布且考验之，恐其推步之或差。夫分职颁布云者，岂以羲仲颁春历，羲叔颁夏历，和仲、和叔颁秋冬历乎。何其错杂而不一也。其考验之恐差云者，岂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则识之以修改乎。何其测候之后时也。至下文平秩东作又云，以历之节气早晚，均次其先后之宜，以授有司。何其颁布之不豫也。近周文安洪谟非之，似矣。然文安以为使四子者，考验已颁之历，为编次将来之历。则亦稽之未审也。《传》曰：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此三者，治历一时事也，阙一不可以为历。余谓唐一行令南宫说测景天下凡十三处。元测景尤广，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凡二十七所。即其遗意。而尽测北极出地若干度，则守敬所独，抑亦羲和以来未有者。

又按董斯张遐周亦取此一篇而绌今《汤诰》，以为非伏生所授，且评于“予乃大罚殛女”下曰：记称殷人先罚而后赏，岂不信哉。

○第八十五

今文《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即商郊地。犹有扈氏之郊名甘云尔，非二地也。故誓师之辞曰于商郊，不必复言牧野。《诗·大雅》曰“矢于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即不必言商郊。伪作《武成》篇者，昧于此义，叙武王“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似武王于癸亥仅顿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师，誓已而战。一地也，分作两地用之，可乎。昔郑氏注《书序》“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曰：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阳。相去则然。贾公彦疏之曰：郑盖以目验知之。古大儒注一书，必具全力，不惮以其身之所经，目之所穷，以为经传之取信。曾谓当日史臣如尹佚辈，亲从征伐，一动一言，莫不纪述。乃独不察于地理如此哉。

按《牧誓》，蔡《传》云：案《武成》言“癸亥陈于商郊”，则癸亥之日，周师已陈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师焉。蔡氏亦以商郊、牧野为一，但认武王与师为二，尚未允。《三统历》载师以戊子日发，后五日癸巳武王发，又后十三日丙午逮师。言武王至师中。盖师行日三十里，武王则行四十里有奇。故虽后五日亦至。后戊午度于孟津，癸亥至牧野，皆亲在师中，岂待甲子昧爽哉。《历》又云：甲子昧爽而合矣，增而合矣。字妙盖自昧爽誓师起，誓毕即战，一战而杀商王纣，仅以时计耳。《诗·大雅》曰“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不崇朝而纣之秽浊已除是也。其于经传，种种协合。蔡氏似不甚信班《志》，故有此误。且古者王出征则王将，侯出征则侯将。将必与士卒相习，然后如臂之使指，往无不克。岂有临战之日将始至军者乎。其亦不识兵法矣。

又按归熙甫亦有考定《武成》云：只于原文移得“厥四月哉生明”三节七十八字于“万姓悦服”下，文势既顺，亦无阙文矣。但既生魄乃四月之十六日甲辰，错简在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下不加厘正，可乎。殆亦读《汉志》未熟尔。

又按《大雅》云“上帝临女，无贰尔心”，《鲁颂》云“无贰无虞，上帝临女”。皆指武王牧野时，上与《汤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下与《论语》“临事而惧”，子之所慎战同一心法。今撰其文曰“俟天休命”，恐非武王心也。夫苻坚欲平晋，锐意至寝不能旦，固不足论。若魏武帝临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抑岂所以论武王乎。读者其味之。

又按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曰“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晋语》姜氏告公子亦曰“时不可失”吴子因楚丧而伐之，师不能退，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皆争取人国者之辞。若武王伐纣，有天下，自所谓迫而起，不得已而应，亦何至出语如秦穆、吴阖庐曰“时哉弗可失”哉。纵上文有“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读者其更味之。

又按《汤誓》有“尔尚辅予一人”，下不过曰“致天之罚”而已。《泰誓》“尔尚弼予一人”下则曰“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岂汤武辞气各不同乎。抑文有今古尔。

又按地理之学，为从来作书与注书者所难。予尝谓作《国语》之人，便不如左氏，何况其他。或者怪其说，予曰：左氏昭十一年，《传》，“楚子城，陈蔡不羹”，杜《注》云：襄城县东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传》，“今我大城，陈蔡不羹”，“对曰：是四国者专足畏也”，杜《注》云：四国，陈、蔡、二不羹。予考之《汉·地理志》，颍川郡有东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为二，杜氏之言盖是也。作《国语》者，不通地理，认不羹为一，谓之城三国。规杜过者，亦不通地理，谓四乃三之讹。近时顾仲恭又引贾谊《新书》“大城陈、蔡、叶与不羹”。有叶方成四国，谓叶为左氏所遗。楚城叶，见昭九年，不知昭九年止有“迁方城外人于许”，无城叶字，何得据以为词。以知左氏之作，社氏之注，皆精于地理如此。或曰：《国语》与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叙事互异，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颇有取其说云。

又按朱子门人，经学讹者，蔡沈。史学讹者，赵师渊。赵之《纲目》，人多知之。蔡则人为所压，莫敢是正。今姑以地理论之，如于《泰誓》篇目云：上篇未渡河作，中下、二篇既渡河作。则以孟津为在河之南，与河朔为二地也者。不知孔颖达《疏》明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谓向盟是也。于孟地置津，谓之孟津。言“师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尔。考《史记·周本纪》，叙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齐太公世家》，叙遂至盟津，在师尚父与尔舟楫之下。益验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阳县注云：古孟津，后亦曰富平津，在其南，盖水北曰阳，故河阳即孟津。若其南岸，则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凯传》预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盖以舟相比若桥。然自南岸以达北，其得成功者，实赖《诗》有“造舟为梁”一语，以塞异议者之口。因叹古大儒诵《诗》辄能达于政事，其有用如此。岂若蔡氏辈并南北不识者哉。

又按孔安国《传》又东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凑，古今以为津。此《传》出魏晋间，已错认洛阳城北之渡处为孟津，复何怪蔡氏生长南宋者。予爱孔颖达云：洛阳城北，古今常以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来呼为武济。武济名致佳，然则津之在河北，《史记正义》所谓在河阳县南门外者，为方孟津以其为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尚书正义》所谓在洛阳城北者，当名武济，以其曾为武王所济也。庶两确云。

又按余尝谓孟子说错了淮水入江。后九百余岁，隋开皇大业间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预为之兆者。今又得一事，魏晋间古文《书》错认孟津为在河之南，后九百余岁，金果改河南之河清县曰孟津。若为古文盖其失者。抑所谓物必有对哉。

又按顾氏《川渎异同》曰：九水之中，黑、弱则荒裔之川也。河流自塞外，经中国，回环半于天下，在《禹贡》九州，则雍、豫、冀、兖，皆其所经。今且折而入徐、青，侵扬州北境矣。江流萦纡广衍，其在《禹贡》则梁、荆、扬三州之地，其所经也。究其源流，与河大抵相埒。南江北河，实所以统纪群川，故于天象亦以两河分界。而中原之形胜，胥萃于此焉。汉水出梁州之北，经荆州之半而合于江。淮水出豫州之南，绕徐州之境，以注于海。北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济出于冀州之南，虽经豫、兖二州之境，尚有青州，然大都于淮、汉比肩，不能与江河并驾也。今且灭没难明，在阙疑之列矣。渭、洛在雍、豫中，足为群川之长，然皆以河为宗，如大国之后附庸然，故更次于淮、济之有也。或曰：言渭水以雍州为天下险，言洛水以豫州为天下中，然其为川也，仅及于境内，恐未足以该天下矣。是九川之中，其条贯犹存，而经纬可见者，惟江、淮、河、汉四水而已矣。余读至此，曾戏语景范：孟子当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证以四渎，而曰江、淮、河、汉者是。得毋亦预为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范不觉笑。

○第八十六

商郊、牧野本一地，而作两地用之，既决非信史。孟津、河朔亦本一地，而作两地用之，可谓实录乎。《周本纪》又云“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盖言师尽渡河至于盟津，大会诸侯。椒举曰：周武有孟津之誓，三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无涉。魏晋间名渐讹易，孔安国《传》以孟津在洛北。《书》与《传》同出一手，故撰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则“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呜呼，西土有众”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异地。《武成》篇曰“既戊午师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过之，非以孟津在河南明证乎。予少时习《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两使然友往邹问孟子，何缓不及事。及年来亲历山东，方知故滕国城在今县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则两国相去仅百里。宜然友朝发滕而暮至邹，朝见孟子而暮复命文公也。又古邹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孟子云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较上文去圣人之世百有余岁，尤为逼紧。盖只两舍有半地耳。叹穷经者不可不通地理，曾谓作经者反瞢于地理如此哉。

按蔡《传》于“大会于孟津”云：孟津见《禹贡》。而《禹贡》引杜预曰：在河内郡河阳县南，今孟州河阳县也。武王师渡孟津者，即此最是。盖以孟津在河北。于《泰誓》篇目却云：上篇未渡河作，又以孟津在河南。疏略抵梧，余尝笑使朱紫阳执笔，应不至此。

又按傅逊士凯，归熙甫之门人也，著《左传属事》。《序》称某前语王执礼，《通鉴》有何难解，胡三省安用注为。执礼答以不然，先生云其注地理极可观。某复读之，信先生盖熙甫也。予苦爱斯语以为其一言破的处，酷似朱子。近顾祖禹景范著《方舆纪要》，则服膺京兆杜氏，浚仪王氏地理之学，亦知言哉。

又按孟津之渐讹而南也，实自东汉始。考更始二年，使大司马朱鲔等屯洛阳。光武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是时孟津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惊奔南度河，使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灵帝中平六年，何进谋诛宦官，召东郡太守桥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阳城中也。则已移其名于河之南。犹蒲州城外有蒲津关，对岸为朝邑县，临晋关。地不同，名亦各异，而《史记·曹相国世家》从汉王出临晋关，张守节《正义》曰：即蒲津关也，在临晋县。则亦移河东之关名于河西。大河流经濬、滑二县境，北曰黎阳津，南曰白马津。杜牧所谓黎阳讵白马津三十里者是。然《通鉴地理通释》，白马北岸即黎阳津，故白马亦兼有黎阳之名。《通典》于黎阳县下曰：有白马津，即郦生言杜白马之津。不知汉白马津在河南，是唐亦移河南之津名于河北〔《水经注》已然〕。大抵历代浸久，土俗传讹，亦何所不至。予独怪《武成》三代间人所作，忽认南为北，如东汉中叶以后人之称孟津者。

又如和州、横江在江北，当涂、采石在江南。《梁书·武帝纪》太清二年，侯景自横江济于采石。采石犹指江南。《侯景传》，历阳太守庄铁降，景乃自采石济兵焉。则已移采石之名于江北。不待宋也。

又按沈括《笔谈》以定四年楚子济江入于云中，证云在江北。昭三年王以田江南之梦，证梦在江南。所以太宗时得古本《禹贡》，云梦二字不连，作云土，梦作又。盖云才土见，而梦已可耕治也，最是。余谓然。至《周礼》职方荆州其泽薮曰云瞢，杜预《注》：左楚之云梦，跨江南北，固已混而通称。《禹贡》溢为荥。荥自在河之南，宣十二年“楚潘党逐之及荥泽”，即其地。然先此闵二年卫及狄人战于荥泽，则亦移泽之名于河北。向予爱熊南沙有言，黄帝正名百物，未尝假借，后世乃通之耳。兹则谓禹主名山川，未尝假借，后世乃通之耳。若然，岂可以东汉后所通称之孟津，上注《禹贡》哉。安国《传》实误。《元和志》云、梦二泽本自别，而《禹贡》及《尔雅》皆曰云梦者，盖双举二泽而言之，则李弘宪所见《禹贡》本亦误。

又按安国《传》，云梦之泽在江南，误不待云。惜蔡氏不从沈括之言，专引左氏证云梦为二，兼又引《周礼》荆州之泽合云梦为一者，与《禹贡》时不类。括之言曰：江南为梦，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为云，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云方土而梦已作乂矣。信古本为允。余尝谓蔡《传》有显然谬误者，有依稀仿佛而误者。此固依稀仿佛之误也。

又按蔡《传》显然谬误者，如雍之责道有二，其东北境则自积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则会于渭、汭。积石山在雍之西境，安得下一东字。显谬可知。雍州东距大河，大河即冀都之西河，果东境有贡，当径自入河，何劳舍东而西，远从积石浮耶。然则，若何而可。曰：当改作其西北境。盖浮积石与会渭汭者，皆自西起程，但积石近北，则曰其西北境，渭汭近南，则曰其西南境。庶乎其不谬耳。

又按有依稀仿佛之误者，其《导水总论》曰：经言嶓冢导漾，岷山导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后言水也。言导河积石，导淮自桐柏，导渭自鸟鼠同穴，导洛自熊耳，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导之耳。故先言水，而后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积石其见处，故言积石而不言自也。嶓水不言山者，嶓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志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盖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谓之入。大水合小水，谓之过。二水势均相入，谓之会。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会。此《禹贡》立言之法也。世多称为伟论。以愚论江非出于岷，所以宋易祓曰：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远在西徼松山之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来，由岷山涧壑出，而会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自中国所见言之也。陆游曰：尝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间，是为汉水之源。事与经合。及西游岷山，欲穷江源而不可得也。盖岷山盘回千里，重崖蔽亏，江源其间，旋暐隐见，莫测其端。不若汉源之显易也。不确一。王恭简樵曰：渭源县南谷山实鸟鼠相连之枝山，相去五里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谓渭非出于鸟鼠，特自鸟鼠导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导之。似俱未安。不确二。河发源星宿海，至积石六千七百余里，中间无所为伏流。伏流见《汉·西域传》及郦《注》，而《唐书》刘元鼎，蔡《传》刘作薛。非唐有薛大鼎，无薛元鼎也。《元史》，河源附录亦作薛，似沿蔡《传》，为吐蕃会盟使，言见河源云云。《元史》命都实为招讨使，往求河源，还报云云。皆无伏流。即《西域传》云，“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皆以为者，传闻之辞也。蔡徒据传闻。不确三。梁州西距黑水，雍州西跨黑水，二州皆以是水定界。弱水则见雍州内。岂得云之外。不确四。

又按《禹贡》立言固有定法，然亦不尽然者。如侯服中三百里字，与上文甸服三百里字不同。绥要荒三服二百里字，与上文甸侯二百里字倏异。观此则导江言岷山，导河积石，不言自未必悉如蔡氏所云。惟唐孔氏《疏》云：漾、江，先山后水，淮渭、洛，先水后山。皆是史文详略无义例也。得之矣。

又按有依稀仿佛致成显然之误者，莫过《汉·地理志》，甾水出泰山郡莱芜县原山，东至博昌县入涕。涕字本不误，误在孔颖达《疏》作海，而蔡氏又以汉博昌为即宋之寿光县。寿光县濒海，济既东流经是县之境，不入海曷入哉。故不觉先后异说。其实汉博昌，宋之博兴县，汉故城犹在今县南二十里，不濒海也。尝问青州府人，言淄水出颜神镇东南二十五里岳阳山东麓，东北流径莱芜谷。《汉志》亦未合。东北径乐安县东，又北入巨淀，又北出注马车渎，合时水入海。以今准宋，淄亦入海。蔡故云尔乎。不知汉时甾入涕，入涕旋复入海，在琅槐县，去今乐安县五十里也。或曰：淄既入济，则淄亦可浮青之贡道，浮于汶，当增一淄字，不然者，淄不入济也。予笑应曰：小水不为贡道者众矣，奚独于淄。且淄多伏流，潦则薄崖，干则濡轨而已。俗谓之九干十八漏，此岂可为贡道者哉。蔡沈生长南宋，譬之闭户造车而欲出门合辙，难矣哉。

又按余尝谓古人文多连类而及之，因其一并及其一，《禹贡》亦然。江汉、朝宗于海，汉入江，江方入海。因江入海，汉亦同之。伊洛瀍涧既入于河，伊瀍涧悉入洛，洛方入河。因洛入河，并及于伊瀍涧，皆连类之文也。又古人文多倒，不尽以次，《禹贡》亦然。东会于泗、沂，沂入泗，泗入淮。宜曰：沂泗，兹却曰泗沂。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吕伯恭以《汉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县则在鸟鼠东，与经文次不合，疑不在此。不知余曾亲经其山，在今巩昌府伏羌县西南三十里，山色带红，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当日《道中杂咏》有“丹嶂含朝景”之句，即指此。依山之次，宜曰西倾鸟鼠、朱圉，至于太华。兹却曰西倾朱圉、鸟鼠者，倒也。至梁州贡道沔与潜通，宜曰入于沔，渭不与沔通。宜曰逾于渭。经文不然者，乃传写偶讹，不必曲为说尔。

又按刘熙《释名》云：北海，海在其北也。西海，海在其西也。东海，海在其东也。南海，在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从未有释及此。又云：济南，济水在其南也。济北，济水在其北也。义亦如南海也。“义亦如南海”此句最精，盖济水在其北，郡当名北济，今名济北，亦犹南海不名海南，而曰南海耳。总属倒装文法。古人语多倒至。又云：济阴，在济水之阴也。此其称则顺，与上又不同。古人遇此等处，或顺或逆，闻之辄了然，不似今人费分剖矣。

又按蔡氏煞有未尽者，如“会于渭、汭”，汭字无传。读者多以即上文泾属渭汭，汭入泾，泾入渭，当其为渭也。且不知有泾，奚有于汭。自与洛汭之汭同一解。盖河之南，洛之北，其两间为汭也，在今巩县。河自北来，渭自东注，实交会于今华阴县，故曰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所出者，有作水之隈曲者，有作水曲流者，有作水中州者。总不若《说文》“汭，水相入也”，于此处为确解。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或曰：二汭字同见雍州，可各解乎。余曰：何不可之有。导山过九江，过读作经过之过，谓禹导水过九江，读作大水合小水之过，谓岷江皦焉殊别也。左氏一书庄四年曰“汉汭”，闵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滑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罗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系以汭者众矣，又何疑于《禹贡》哉。

又按《尧典》，蔡《传》，《尔雅》曰：水北曰汭。遍考《尔雅》，并无其文。岂宋代尚存，今失之耶。抑误记安国《禹贡传》为《尔雅》耶。

又按第二卷论青、徐、扬三州贡道，蒙上文兖州之河，皆不复言河。一层脱卸一层，直属叙法之妙。尚未及荆、豫、梁、雍四州，兹更补论曰：豫州为南河，止言达河，不复系以南者，以见上文也。上文荆州无河。取道于豫州之洛，由洛入河，故将南河字面预伏于此。此二州为一联。雍州为西河，不惟西河，且冠以龙门山名者，以舟至此辄止，龙门非可越。梁州亦无河，取道于雍州之渭，由渭入河，苟至渭尾，溯流而上，则至西河，顺流而下，则至南河，皆不必惟绝河而渡，登蒲州之西岸，去帝都为近，特下一乱字。水道显显然在人目前，至雍又会于渭汭，不言河者，蒙上文梁州，则蔡《传》所已及。此二州又为一联。凡皆叙法之至妙者。

又按孔《传》为蔡《传》所压，实有胜蔡者。如“九河既道”，孔曰：河水分为九道，此在州界，盖别于大陆在冀州故。又“北播为九河”，孔曰：北分为九河，以杀其溢，在兖州界。盖见下逆河属冀州，于兖无涉，故界画分明至此。《通典》以沧州景城郡隶古兖州，平州北平郡隶古冀州，皆合《禹贡》之迹。沧州东北至平州五百里，为古逆河入海道。蔡氏则谓兖州北尽碣石河右之地，果尔，则夹右碣石入于河，乃入兖州之河，非冀矣。夫非冀，曷为系河于冀之末简哉。岂冀亦无河，如荆梁二州也者，必取道于豫州、雍州之河，而后二州末简始得系河字耶。

又按“至于陪尾”，孔蔡二《传》并云：豫州山，《汉志》江夏郡安陆县，横尾山在其东北，古文以为陪尾。杜君卿隶诸古荆州，则陪尾当为南条，江、汉北境之山，与内方一列，岂得为北条大河南境之山乎。宜改正。然则，何以正。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其徐州之山乎。徐西境、豫东境正相接，禹既下太华，乃于是。而熊耳，洛所经也。而外方，伊所经也。而桐柏，淮所出也。至于陪尾，泗所出也。则诸水之治亦可见矣。若横尾淮，曷为经此。孔《传》自误。或曰：奈《汉志》何。余曰：《汉志》《禹贡》，山川不从之者众矣，奚有于是。《周官保章氏》，贾《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属摇星。公彦实从《春秋纬》文来。则汉人蚤作是解矣。

又按“西倾因桓是来”，朱子亦从郑康成《书注》，曲为说。忽读宋叶氏曰：雍言织皮，昆仑、柝支、渠搜，非中国之贡明矣。疑西倾即西戎之境，熊、罴、狐、狸、织皮文，与“西倾因桓是来”相属。谓四兽织皮，西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来贡也。不觉跃然。然叶犹存倾字，余谓直戎字之讹。盖西戎因桓是来，最直截了当。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汉志》谓《禹贡》桓水是也。蔡《传》不知引此，而徒据《水经》云：西倾之山，桓水出焉。无论经无此文，乃郦《注》有之，亦山亦雍山，水亦雍水，与梁州桓水别。郦道元曰：岷山西倾，俱有桓水。真得其解矣。

又按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尝得《庐山图经》，案之有所谓上霄峰者，为山绝顶处。传司马迁尝登于此。因思当日从北而观，有九江焉。班固《志》寻阳县，九江在其南，皆东合为大江。应劭《注》，江自庐江寻阳分为九是也。从南而观，有九江焉。刘歆曰：湖汉等九水入彭蠡，故为九江。王莽更豫章郡曰九江是也。然《通典》以湖汉水隶古扬州，则与《禹贡》在荆者不合。太史公其必从北乎。计其遗踪故道，汉唐犹存。孔安国曰：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甚得地势之中。郭璞赋江曰：源二分于崌崃，流九派乎寻阳。注《山经》曰：江自寻阳而分为九，皆东会于大江。陆德明引《缘江图》曰：九江参差，随水势而分，其间有洲，或长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别于鄂陵，终会于江口。徐坚曰：江至寻阳分为九道。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余里，合流皆历历可指数，与太史公疏字合。与湖汉等各为一源者不同。与洞庭湖为众水会聚者复异。夫孔曰：甚得地势之中。则不必如九河例曰“既道”，曰“播为九”，可知九江孔殷，继于江汉，朝宗于海之下者，盖上句大概说，下句其细目。江汉安流，无复横决，势遂奔趋于海，非得此疏为九派之力乎。正蔡《传》所谓费《疏》凿者，虽小必记之例也。岂别为一地与。上不相属者，然且最为明证。九江纳锡大龟，孔曰：大龟出九江水中。《史记·龟策列传》，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是迄汉犹然。向尝谓《禹贡》纪山川，不纪风俗，纪物产，不纪人才，以山川物产亘千年而不变者。于兹益信。则两九江为一处，在寻阳而不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断可识矣。或曰：蔡《传》谓即今之洞庭，引《水经》者非与。曰：未尽非也。详玩《水经》之文，上有衡山，下有东陵敷浅原。曰九江，地在长沙下隽县西北，似为导山之九江，导江之九江作“注于九江，孔殷无涉”。然则，两九江可乎。曰何不可之有。《禹贡》一书有南条之荆山，有北条之荆山。有徐州之蒙山，有梁州之蒙山。有荆州之沱潜，有梁州之沱潜。有兖州之沮水，有雍州之沮水。或曰：上山水毕竟各见于一州，未闻一州之内水重见也者。曰：以山证之，豫州之内有导山之熊耳，在庐氏县有导水之熊耳。孔《传》以为宜阳县。况九江一为禹所疏以人工名，一为九水所会聚以泽浸名。同见荆州内，何不可之有。为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势之中”，为九水会聚者第曰“禹经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书法固自别也。但故道唐犹存，而宋眇然，以致诸公起而辨之。扬州浸曰五湖，张守节《正义》曰：盖古时应别，今并相连。余亟赏其通人之言。秦与荆战，取洞庭五湖。既有洞庭，又言五湖。则是九江既猪九而为五，又会五而为一，水道之变如此。宋儒乃以己所未见，而遽疑《禹贡》乎。且蔡氏之尤悠谬者，以今寻阳之地将无所容九江。不知汉寻阳县在大江之北，今黄州府蕲州东浔水城是。东晋成帝咸和中，始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县西十五里是。杜佑曰：温峤所移也。譬诸河源，本在西南，而张骞乃求之西北，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蔡氏郡邑之迁改，朝代之换易，尚所不详，而可与谈水道乎。至《楚地记》，吾不知其何代何人书，乃舍《山经》洞庭在九江之间不引，而引此。朱子亲定九江原委不引，而引及澧水，澧却在九江数之外者。余之著斯考也，将以上质紫阳，下亦如道元云：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岂好与蔡氏抵捂者耶。

○第八十七

应劭有言，自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至汉又复增置。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生，金城之下得金，酒泉之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因考《汉·昭帝纪》，始元六年庚子秋，以边塞阔远，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班固《注》并同。不觉讶孔安国为武帝时博士，计其卒，当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满四十，故太史公谓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载，辄知有金城郡名。《传》《禹贡》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耶。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陈、鲁、长沙之类。余曰：此独不然。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瓒曰，称金，取其坚固。故墨子言虽金城汤池。一说以郡置京师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则始元庚子以前，此地并未有此名矣。而安国《传》突有之，固《注》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传》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国当魏晋，忘却身系武帝时人耳。

按孔《传》颇有苦心弥缝处，如郑康成《注》，荥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在其县东。此是王莽时大旱，济渎枯竭已久，故为是云。孔《传》实出郑后，却云济水入河，并流数里，溢为荥泽，在敖仓东南。若不曾有大旱之事也者。《禹贡》有北江、中江，而无南江。班《志》北江在毗陵县北，东入海。中江出芜湖县西南，东至阳羡入海。补出南江在吴县南，东入海。孔《传》云：有北有中，则南可知。非暗与班《志》相关合乎。余尤爱其改《尔雅》二处。一广平曰原，《释地》文也。孔《传》云：高平曰太原，今以为郡名，其实吾郡隘，于东西皆山，不可云广，只觉高而平。安国语确。一一成曰岯，《释山》文也。及余登濬县东南二里大伾山，臣瓒所谓黎阳县山临河者，览其形实，再重觉安国改之为是。作伪者亦不可没哉。

又按《史记·大宛列传》，元狩二年庚申，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是时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鉴》胡三省《注》，金城郡，昭帝于始元六年方置，史追书也。余亦谓骞卒元鼎三年丁卯，尤先始元庚子三十三载，安得有金城郡乎。果属追书。

又按黄子鸿误信伪孔《传》者，向胡朏明难余曰：安知《传》所谓金城非指金城县而言乎。朏明曰：不然。安国卒于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此六县中，不知有金城县否。班《志》，积石山系河关县下，而金城县无之。观“羌中塞外”四字，则积石山不可谓在金城郡界明矣，况县乎。且郦《注》所叙金城县在郡治允吾县东，唐为五泉县，兰州治，宋曰兰泉，即今临洮府之兰州也。与积石山相去悬绝。《传》所谓金城，盖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时有。此岂身为博士，具见图籍者之手笔与。

○第八十八

《前汉志》河南郡谷成县，《注》曰：《禹贡》，瀍水出昚亭北。《后汉志》，河南尹谷城县，瀍水出。《注》引《博物记》，出潜亭山，至晋省谷城入河南县。故瀍水为河南所有。作孔《传》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此岂身为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晋间，魏已并二县为一乎。实胡朏明教余云尔。或难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则证以上文，伊出陆浑山，洛出上洛山，涧出渑池山，皆县也，何独朏出而郡乎。殆与黄子鸿金城指县言相似，皆左袒伪《书》者。胡朏明又曰：菏泽在定陶，而《传》云在湖陵。伊水出卢氏，而云出陆浑。涧水出新安，而云出渑池。横尾山北去淮二百余里，而云淮水经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径。决非武帝博士，具见图籍者之言也。至孟津，移其名于河之南，东汉安帝时始然。而《传》云在洛北。是则吾友百诗教余云尔。某不敢讳也。

按孔《疏》既引《地理志》，伊出卢氏熊耳山，洛出上洛冢领山，瀍出谷城县潜亭北，涧出新安县东，南入洛。又为之说曰：熊耳山在陆浑县西，冢领山在上洛县境内，渑池在新安县西，谷城昚亭北，北山即河南境内之北山也。《志》详而《传》略，所据小异耳。胡朏明正曰：按汉陆浑、卢氏本二县。熊耳山在卢氏县西南五十里，不与陆浑接界，安得谓陆浑县西之山。而云伊出陆浑山，新安、黾池亦本二县。涧水出新安，谷水出黾池，流同而源异。今乃云涧出渑池山，是以谷源为涧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误矣。至于河南、谷城，亦本二县。晋始省谷城入河南。而《传》云朏出河南北山，是西汉时谷城山已为河南县地也。其精如此。

又按庚午季夏置书局于洞庭东山，撰辑《一统志》。有分得福建者，来质余曰：欲仿宋梁克家《三山志》，建置沿革，断自周职方之有七闽始，不上系《禹贡》，何如。余曰：杜氏《通典》叙建安、长乐、清源、漳浦、临汀五郡于古扬州内，未见唐人远之于禹服外者。《元和郡县图志》亦然。然《明一统志》福州等八府竟书为《禹贡》扬州之域，亦未安。惟欧公妙有斟酌，所撰《新唐志》于淮南道曰，盖古扬州之域。江南道曰，盖古扬州之南。境岭南道曰，盖古扬州之南境。南境与域字颇别。微可议者，江南道领有今苏、松、常、嘉、湖，正《禹贡》三江震泽地。江州寻阳郡有彭蠡湖，皆当日之域中，岂得别之为南境。惟援其例书于福建一司则可。福建府曰，《禹贡》扬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贡》扬州之南境。下迄漳州府并同。方不即不离。盖虽未显见为疆域，未尝不为扬州师牧之所接，声教讫于四海、闽东、南海也。岂唐虞所得而遗之哉。

又按先一载在京师，万季野谓余，撰《一统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传诸书。余颇骇其言。及近览《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意果不重。在此一州内，或人物无，或仅姓名贯址。即间举生平，亦廖廖数语，不似《明一统志》夸多泛滥，令人厌观。因折衷二者之间，不妨胪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项，但取其言与行关于地理者，方得采辑。如名宦，则蜀守李冰，以作离准避沫水之害而收。邺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邺田，富魏之河内而收。列女，赵襄子姊闻夫死，摩笄自杀，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颜文妻事姑孝，甘泉涌室，齐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县。梁鸿适吴，卒，葬地要离冢旁，切陵墓矣，收为苏州之流寓。雷次宗征至都，为筑馆钟山西岩下，切古迹矣，收为江宁之流寓。即例所不收之仙释，如河上公结庐河滨，汉文帝亲枉驾。梅福变名姓为吴市门卒。甚且许杨署都水掾，为太守兴鸿却陂数千顷田，汝南以饶，均宁得遗。盖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随甚道德，随甚勋名及文艺，苟无关地理，概不得阑入。何者。著书自有体要，故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李弘宪云：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书。元和宰相之言，施于撰述如此。若张南轩论修志不可不载人物，典刑系焉，世教补焉，此则儒生之见。以之点缀郡邑志则可，非所论大一统之书卷帙浩繁者也。

又按有杭州人至局中者，首问余曰：闻新志人物项别立一状元项，有是事否。余笑曰：俗不至此。越两月，偶阅景泰间陈循撰《寰宇通志》，果有状元一项，传讹以此。语局中诸公曰：状元三年一人耳，何啻车载。循当日曷不立状元兼宰相者一项，以自位置，不尤夸乎。所谓姚涞、杨维聪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今世岂复有道著者耶。姜西溟曰：此说见钱氏《列朝诗集》，诬罔之甚。某亲遇姚氏后人，授《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赠衡山先生南归序》，曲尽向往之志，揄扬之词，其知衡山也深矣。乌得有相轻语。亟呼仆取我箧，衍此《序》来。既至，余读其首幅云：自唐承隋，后设科第，以笼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节者几八百余年。然犹幸而有独行之士出其时，如唐之元鲁山、司空表圣、陆鲁望，宋之孙明复云云。指曰：《新唐书·卓行传》，元德秀少举进士擢第，司空图咸通末擢进士，岂不从科第者耶。有明状元乃不读《新唐书》。胡朏明从旁赞曰：惟不读《新唐书》，方中状元。若读《新唐书》，状元中不得矣。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