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2）

又按尝与石紫岚论今人经解实有胜古人处。盖古人未定，今方定者，亦有终归阙疑，不得一味尽解以为快者，凡二条，亦留京师时事。徐嘉炎胜力过谈，述黄泽赵汸之学，黄曰：经在致思而已，赵曰：何谓。黄曰：如礼有五不娶，一为丧父长子，《注》曰无所受命。近代说者曰：盖丧父而无兄者也。女之丧父无兄者众矣，何罪而见绝于人。其非先王意已，姑以此思之。赵退而精思，久之得其说，曰：此盖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之类尔，《注》谓无所受命，犹未失。若丧父而无兄，则期功之亲皆得为之主矣。以复于黄。黄曰：甚善，以弟论之，果属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之类，不与上文乱。家子不娶，《注》曰：类不正相重乎。礼止有四不娶耳，乌得五。予曰：然长子盖女子长成者，而当嫁而适遭父丧，故曰丧父长子，故曰无所受命。此即《曾子问》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婿弗取事耳。胜力不觉击节起立，曰：子可谓天启其衷哉。鄞万斯同季野将辑古今丧礼，名《通考》，以《丧服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质予，曰：郑康成解兄弟为族亲，贾公彦曰：当是夫之从母之类乎。以弟论，二说俱未安，曷若以为嫂叔有服之证。予曰：可。及退而审思，嫂叔无服，一见于《檀弓》，再见于《奔丧》，三见于《逸礼》。果此节为兄公及叔之服，则子夏亲作《丧服传》，不应曰“夫之昆弟何以无服也”云云。子夏而云云，其必非嫂叔服也可知。降至晋，虽有成粲亦曾援此以为宜大功，而唐贞观魏徵等议加嫂叔服，止泛论以恩以情，譬继父方同爨不宜恝然。终不援及《丧服记》，其不得强为说也可知。须当阙疑，惜不及复语季野。

或有谓予，伐国不问仁人，况发冢乎。纵从冢中得有经籍，吾亦不愿观者。予曰：朱子尝言政和铸造礼器，并依三代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胜聂崇义《三礼图》远甚。知潭州日，遂申省部，乞用铜制之，以荐先圣。政和铸造，非从发冢中来者邪。

又按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非指嫂叔断断。如已谓终须阙疑，亦未尽。甲子春，寓东海公碧山堂，为说礼服。中夜精思，不觉忽得曰：此殆缌麻章夫之诸祖父母报之注脚乎。《仪礼》明著小功者，兄弟之服。又曰：小功以下，为兄弟。夫之所为兄弟服，即夫之所为小功服，妻降一等，为缌麻也。夫之诸祖父母，马、郑解俱未当。惟元敖氏以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当之，夫服此二人在小功章，妻从夫而服则缌麻是也。宛相符同，惜黄勉斋奉师命以记随经，见未及此耳。或曰：上文君之所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亦可作是解否。余曰：何不可。此即凡人大功服也。即如贾公彦指亲兄弟为旁期者，亦可。或曰：两兄弟可异解乎。余曰：《中庸》“三年之丧达乎天子”，是天子全服三年。“期之丧达乎大夫”，却含有降杀，二“达”字义不同。且上康成不尝训兄弟为族亲乎。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时季野寓处颇近，不敢复语之矣。

又按《服问》有从无服而有服，公子之妻为公子之外兄弟。《注》云：谓为公子之外祖父母从母缌麻。《疏》云：知属公子之外祖父母从母者，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谓为兄弟，又一佳证。

又按季野称其师余姚黄氏经学为致精，示余《答万季野丧礼杂问》，中有问郑康成谓天子诸侯左右房大夫士直有东房西室。陈祥道因《乡饮记》荐脯出自左房，《乡射记》笾豆出自东房，以为言左以有右，言东以有西，则大夫士之房室与天子诸侯同可知。朱子心颇然之而未敢决。今将从祥道何如。黄氏答此，恐不足以破郑说。所谓左房者，安知其非对右室而言也。所谓东房者，安知其非对西室而言也。《顾命》，胤之舞衣在西房，兑之戈在东房。天子诸侯之两房，经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设，无一事及之耶。余曰：《仪礼》固曾及之，何得谓无。季野愕然。余曰：《聘礼》“君使卿皮弁还玉于馆”，宾“南面受圭，退，负右房而立”。是时宾馆于大夫之庙，此右房，非大夫庙所有乎。季野曰：据贾公彦以为于正客馆非庙。余曰：更证以下文，“公馆宾宾辟”，康成《注》凡君有事于诸臣之家，车造庙门乃下。贾《疏》云：以其卿馆于大夫之庙。此馆则是诸臣之家，已不能掩前说之非，且古者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皆庙也，无别所为馆舍。惟侯氏觐天子，赐以舍，非庙。《聘礼》安得与之同。昌黎尝苦《仪礼》难读，今观康成以下诸公议论，得毋并《仪礼》未之读耶。季野益不悦。

又按《礼记·曾子问》，有公馆私馆之别。公馆凡二，一是公家所造之馆，即贾所谓正客馆。一仍是卿大夫士家为君所使停舍者，即为公馆。《聘礼》一篇“自卿致馆宾即馆后有司入陈”，《注》云：入宾所馆之庙。“揖入及庙门”，《注》云：舍于大夫庙。“卿馆于大夫”，《注》云：馆者必于庙。皆《曾子问》后所称之公馆，非前所称，不得以公彦曲说为藉口。

又按余向谓诸侯三门，每门各有一朝。郑康成谓外朝当在大门外。大门者，库门也。以公食大夫，拜赐于朝，无宾入之文。《聘礼》以柩造朝，无丧入之文，为之证。陈祥道则谓大门外，乃经涂，非朝位也。语最破的。然亦未即以《聘礼》折之。愚请折之曰：案《聘礼》“宾入竟而死”，是宾在路死，未至国，则以柩止于门外。若宾死未将命，是宾已至馆，特未行聘享之事，而死则以棺造于朝。夫一曰止于门外，一曰造于朝，分明死有不同，而所以达君之命者，亦各异处，岂得合而一之。或曰：诚然。但上文“厥明讶宾于馆，宾皮弁聘至于朝，宾入于次”，下方叙公迎宾于大门内，又曰“宾入门左”，以大门内入门左证之，则知朝在大门外，康成犹未引此。余曰“宾皮弁聘至于朝”，“聘至于朝”四字为一篇之纲，不与下涉。下方条析其事，曰“宾入于次”，不然，次固在大门外，而大门外即朝，当直接入于次，不得另以宾字起矣。《公食大夫礼》，“宾朝服即位于大门外，如聘”。大门外指次言，不指外朝，亦可证《聘礼》此“朝”字为虚，且上不又有劳者，遂以宾入至于朝，先言入，后言朝之文乎。

又按季野称《书集传》，谓今《书》传注所以独少者，缘压于蔡氏。予以为不然。因偶摘“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蔡《传》作路寝门外。不知南门即下应门，蔡盖徒袭用伪孔《传》，而不顾与《明堂位》《谷梁传》不合，不博考之故。善乎，陈祥道有言，天子雉门，阍人谓之中门，犹应门，《书》谓之南门，《尔雅》谓之正门。路门，《书》谓之毕门，师氏谓之虎门，盖中于五门，谓之中门。前于路门，谓之南门。发政以应物，谓之应门门。毕于此，谓之毕门。画虎于此，谓之虎门。则门之名，岂一端而已哉。弟谓尚不止此，应门，《谷梁传》亦谓之南门。曰南门者，法门也。范宁《注》，法门谓天子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名法门。《考工记注》谓之朝门、路门，大仆谓之大寝之门，又谓之宫门，师氏《注》谓之路寝门，小宗伯《注》谓之殡门，《书》以成王之殡在焉，谓之庙门是也。

又按《仪礼》十七篇，言右房者二，言左房者亦二。右房见《聘礼》，经文为大夫之西房，见《记》文，则诸侯之西房也。左房见《乡饮》《酒记》，为大夫东房，见《大射仪》，又诸侯东房。分明有左有右，由于有东有西，天子诸侯大夫士之制并同。吾犹憾祥道能虚会，未能实证尔。

○第一百二十一

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闭户著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与上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其尤害义理者，为录于此。论“威克厥爱允济”四句曰：此袭《左传》，吴公子光曰，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任威灭爱之言，必是祖述桀纣之残虐而云者，且又出乱臣贼子口，其不可为训明甚。光所与处者，鋖诸之辈，所习谋者，弑逆之事，焉知《诗》《书》者耶。后世申商之法厥由以兴。今作伪者但以“吾闻之曰”为《书》辞，不知既载圣经，生心而害政，发政而害事，罪可胜诛乎。《李卫公问对》，臣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太宗曰：《尚书》云“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先，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故惟孙子之法，万代不刊。案《卫公问对》，亦系假托，然尚知辨正《尚书》之非，可为有识。又东坡《书传》，先王之用威爱，称事当理而已，不惟不使威胜爱，若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又曰：不幸而过，宁僭无滥。是尧舜以来常务使爱胜威也。今乃谓威胜爱则事济，爱胜威则无功，是为尧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胤后之党临敌誓师，一切之言当与申商之言同弃不齿。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辄以此藉口，某不可以不辨。案苏氏驳辨可谓当矣。其所斥近世儒者，必王安石。与《盘庚传》后之君子同。论“小大战战”四句曰：据说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汤之伐桀全是为自全免祸计，非为救民涂炭也。若圣人果非以救民为亟，则为其臣子自宜生死惟命，岂可作平等一辈，观为此先发制人之策耶。说得成汤全是一片小人心肠，绝不知有君臣之分者，殊可怪叹。如此实乃增汤之惭，岂惟不能释汤之惭已乎。论“将告归”曰：此既造为复政，因造为告归，下又有“今嗣王新服厥命”语，则是太甲归亳后，尹辄翩然归矣。殊谬不然。君奭曰“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传》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是尹奉太甲归后，作相之日方长。今据其说，伊尹于太甲初丧时即放之而自摄，奉太甲归后，旋即复政，若始终竟未尝相太甲者。太甲去而我留，太甲来而我去，何相避之深也。唐孔氏曰：《殷本纪》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则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汤为诸侯，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寿年百有余岁。此告归之时，已应七十左右也。案孔《疏》，伊尹以百余岁之人，七十左右未名为老，太甲后为贤君，称太宗，享国绵长，乃竟置伊尹于不问，未尝一日留相王室，伊尹亦优游私邑，安享以没，而终其身恝然其君，盖万万无是理也。

按第二卷论“凡我造邦”五句为袭《国语》。姚氏与余同，尤相发明，曰：作伪者误以文武之教令为汤之教令，所谓张帽李戴者是。其原文以“天道赏善而罚淫”领句，下用故字，接曰“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彝字即应上善字，慆淫即应上淫字，天字即应上天道。今割去领句，别置于前。此处数句全失照应，剽夺古义，既已乖舛不符，又复隔越不贯，胡其至此耶。

又按第一卷论“兼弱攻昧”四句为袭《左传》，亦不若姚氏发明之尽，但认仲虺四语为仅四字，与余不同耳。曰“取乱侮亡”填《左传》引仲虺语。“兼弱攻昧”及“推亡固存”，皆袭《左传》语。“邦乃其昌”仿《左传》“国之道也国之利也”等语。宣十二年，随武子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案《左传》惟“取乱侮亡”一句为仲虺语，“兼弱攻昧”为古《武经》语，故引《书》以明兼弱，引《诗》以明耆昧，又引《诗》以明抚弱耆昧也。若《书》辞果有“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二句，左传安得分“取乱侮亡”句为仲虺之言，分“兼弱攻昧”句为武之善经乎。又安得以“兼弱攻昧”句为提纲，以“取乱侮亡”句为条目乎。此弊窦之瞭然者〔孙文融批点《左传》云：《仲虺之诰》中原有兼弱二字，此以作断语，觉未妥。阅此不觉捧腹。夫左氏之文为千古绝调，安得此未妥之义，留后人指摘乎。使左氏受冤久矣，今日始雪〕。又襄十四年，中行献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襄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皆仅有“取乱侮亡”，无“兼弱攻昧”，足以为证。其曰“乱者取之”云云，孔《疏》谓取彼之意而改为之辞，其言非本文是也。“推亡固存”一句，亦是从上亡字增出存字，以释《书》辞，故曰“国之道也”、“国之利也”。今将“推亡固存句”一并凑作《书》辞，而于“国之道也”等句改为“邦乃其昌”，以取协韵而已。总之，中间惟填“《传》引逸《书》”四字，上下皆是将两处传文割剥联缀，既使经如补衲，复使《传》无完肤矣。

又按姚氏好以左氏驳古文，与余同。其论“同力度德”二句，引昭二十四年《传》，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是“同德度义”本苌弘语，所以兴起《大誓》离德同德之义也。今贸贸不察袭左此语于引《大誓》之前，而又列诸《泰誓》中，岂有“同德度义”为《大誓》之辞，而下接以“《大誓》曰”耶。古人袭左，其显露败阙多此类。但左氏之书，岂能掩人不见。而天下万世人日读左氏之书，卒亦无厘订及此者，何也。杜预《注》，度，谋也，言唯同心同德，则能谋义。子朝不能于我何害其义。本与逸《书》四句联属，今将逸《书》四句另置于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仅有心字无德字，全不照应。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义”。左氏“度”字本谋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犹可解，“同德度义”便不可解矣。而孔《传》乃强为之解，曰：德钧则秉义者强。夫德既钧矣，又何谓之秉义乎。岂义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岂纣与武之德钧，而武独为秉义者乎。即如其解，又何以兴起下引《大誓》离德同德之义乎。种种述谬，摘不胜摘。刘炫《左传注》，案孔安国云，“德钧则秉义者强”，苌弘此言取彼为说，必其与彼德同，乃度义之胜负，但使德胜不畏彼强，故即引《泰誓》而劝其务德。杜为不见古文，故致此谬。颖达曰：彼《尚书》之文，论两敌对战，揆度有义者强。此论甘氏又往，既不能同德，何能度义。属意有异，与《书》义不同。刘以为杜违《尚书》之文而规其过，非也。案刘炫反据伪《传》以诋杜之非，颖达又驳刘《注》以证杜之是。刘、孔诸君皆不幸生古文之后，徒作此纷纭耳。

又按论“惟有惭德”引襄二十九年《传》，季札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案札之观乐，闻声审音，即能知帝王之德，辨众国之风。史迁称其见微而知清浊是也。自虞夏以讫春秋，皆札自为论撰，绝无一语扳据《诗》《书》之文。若谓《尚书》先有此语，而札乃扳据为说，安在其为知乐耶。其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与“犹有惭德”正是一例。句法若是，则文王亦当自为有憾耶。札之此语乃是评汤之韶濩，即如孔子谓武未尽善意〔邢邵《甘露颂》“乐无惭德”，沈约《谢示乐歌启》“观乐帝所远有惭德”皆足证〕。若是，则武王亦当自为未尽善耶。今误以评乐之言，加之成汤之身，而仲虺释之，史臣书之，将圣人青天白日心事，全驱入模糊暧昧之乡，岂不重可叹耶。又曰“圣人之道，顺时而已”时当揖让，则为揖让。时当征诛，则为征诛。《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俯仰皆无惭矣。苟有丝毫之惭，圣人必不为之，观《汤誓》“今朕必往”之辞，及《论语》“玄牡昭告”之语，岂是抱惭负恧者耶。

又按论“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亦引僖五年《传》曰：详宫之奇原文所谓馨香，本属黍稷而言。黍稷者，本属祀神言，意谓祀神所重在德，苟有德矣，其馨香非弟黍稷而已，乃明德之馨香也。今其上既无黍稷字，突然曰“至治馨香”，夫馨香于至治何与耶。此处既不言祀神事，下又突然曰“黍稷非馨”，夫黍稷于治民何与耶。种种述谬，皆为吞剥《周书》成语。故余读《三国志·张纮传》，纮笺曰：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窃以此伪作者之所本。

又按论古文袭今文之误处曰：《无逸》篇“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说命》上则“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以为相表里矣。不知《无逸》“其惟”二字本是承接上句“三年不言”语气，则上句“不言”二字不可删也，又是唤起下句“言乃雍”语气，则下句“言乃雍”不可删也。今上下皆删，独留此句，“其惟”二字竟无着落，语气不完，何以便住。又曰：《咸有一德》“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本仿《国语》，“《夏书》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礼记》“太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兴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语义，今倒置之，则是告民语义，不容出伊尹对太甲之口矣。又按论蔡《传》之误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安国《传》，墨刑，凿其额，涅以墨。颖达《疏》，犯颜而谏，臣之所难，故设不谏之刑，以励臣下。此特据伪孔《传》杜撰，别无所出。蔡氏引刘侍讲曰：墨即叔向所谓《夏书》昏墨贼，杀皋陶之刑，贪以败官为墨。案左引《夏书》谓昏墨贼三者，皆当杀，非刑名也。此云“其刑墨”，乃五刑涅额之名也。且此非贪罪，作伪者原自不引《左传》，其意欲以为不谏者有刑。然又以不谏之刑，本无所出，因之姑从轻典云尔。刘氏以《左传》宜杀之墨解伪《书》涅额之墨，是伪《书》之墨本是刑名者，反不谓之刑名。《左传》之墨本非刑名者，反谓之刑名矣。何两误也。

又按余尝以《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尽伪书，兹读《井观琐言》，已知有先我而驳及者，曰：宋戴溪将鉴博议，乃极称《三略》，通于道而适于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谓其中多知足戒贪之语，张良得之用以成名。谓《问对》之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以瑗观之，《问对》虽伪，然必出于有学识谋略者之手。东坡云：《问对》是阮逸伪作，《三略》纯是剽窃老氏遗意，迂缓支离，不适于用，其知足戒贪等语，盖因子房之明誓而为之辞，非子房反有得于此也。盖圯桥授受之书亡矣，此与所谓《素书》皆赝本。如曰“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谓夺其威，废其权也。皆取诸旧史而附会之，痕迹宛然可见。而戴亟称之，无乃未之思与。或谓汉建武二十七年，诏已援《黄石公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语，则此书之传亦远矣。余曰：安知非作《三略》者反用汉光武诏以充入之乎。善夫，朱子论《孔丛子》，因曰：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其亦上数书之谓与。

○第一百二十二〔阙〕

○第一百二十三〔阙〕

○第一百二十四〔阙〕

○第一百二十五〔阙〕

○第一百二十六〔阙〕

○第一百二十七〔阙〕

○第一百二十八

或问：孔安国之从祀在唐贞观二十一年，实以古文《尚书》。今子既辨古文《尚书》经与传皆属假托，然则，安国之从祀亦可得而去乎。余曰：唯唯否否。安国之《尚书》诚假托，然其于经籍之功，亦有不可得而泯者。如《孝经》二十二章，传至梁始亡。《论语》二十一篇，何晏时虽不传，而今《论语注》有所谓“孔曰”者，即安国之辞，是其有功于《论语》，不可泯也。《礼古经》五十六篇，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正同，余三十九篇谓之《逸礼》，哀帝时欲立学官，不果，郑康成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为郑氏学，今郑《注》有所谓“古文作某”，即安国之本，所谓“今文作某”者，乃从安国本也。《逸礼》三十九篇，唐初犹传，诸儒曾不以为意，遂毁于兵，而吴澄所纂《逸经》八篇，犹安国之遗也，是其有功于《仪礼》不可泯也。《礼记》未详篇数，然《汉志》亦谓自孔壁得之。伏生今文《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安国古文出，始分析。《酒诰》《召诰》率多脱简，刘向以中古文校之，始复完备，是即其有功于今文《尚书》，亦不可泯也。且论其生平，固无得而訾议也。考其世系，固先圣之嫡派也，其从祀，乌得而废诸。愚于是有感于汉从祀诸儒矣，伏生以《尚书》二十八篇祀，宜也。高堂生以《仪礼》十七篇祀，宜也。毛苌以传《诗》三百五篇祀，亦宜也。独杜子春以《周礼》，后苍以《礼记》，则有可得而议焉者。杜子春为刘歆门人，永平初尚存，能通其读，郑众、贾逵，往受业焉。马融、郑康成之传注，皆始于此，是以为有功《周礼》。而不知其功于《周礼》，与杜林之有功古文《尚书》，差相等耳，固未殊绝也。何以言之。创始者难为功，继起者易为力，当秦火绝灭之余，而能存亡保缺，抱圣人之遗经，独传于世，如伏生、高堂生之功，岂不为殊绝哉。至王莽乱，尚不至如秦火之甚，故论实有功于《周礼》，其惟河间献王德乎。河间献王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五篇，阙其《冬官》一篇，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藏于秘府。哀帝时，刘歆校理秘书，始著于《录略》。而后有门人杜子春，能通其读。溯厥渊源，实自献王。故论《周礼》之功，进河间献王德于两庑，而罢杜子春可也。且河间献王之功亦不细矣，据《汉志》及《隋·经籍志》，则《礼古经》出孔壁者，安国得而献之。出于鲁淹中者，献王得而献之。《孝经》十八章，献王所得颜芝之本也〔见邢昺《疏》〕。《记》百三十一篇，献王得七十子后之书也。立毛氏《诗》，则毛苌为之博士。立左氏《春秋》，则贯公为之博士。济济乎，洋洋乎，西京之儒者，未能或之先也。其从祀，乌得而舍诸。后苍之从祀在嘉靖九年，张孚敬〔是年尚名璁，兹从赐名〕枋国大正祀典，黜戴圣而进后苍。推孚敬之意，以《春秋》三传有左氏、公羊氏、谷梁氏，《尚书》今文有伏生，古文有孔安国，《毛诗》有毛公，独三礼《仪礼》有高堂生，《周礼》有杜子春，而《礼记》有戴圣。今戴圣以赃吏见黜，不可不思一人以补之，于是见《艺文志》，有讫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儒林传》，有苍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大戴、小戴。遂以后苍者为有功《礼记》而祀之，不知后苍之明《礼》，亦明高堂生之《仪礼》耳，其与《礼记》固绝不相蒙者也。今世俗概以《礼记》为《曲台记》，此语不知何所自来。而孚敬亦从而靡。甚矣，孚敬之不学也。郑康成《六艺论》，谓高堂生以《礼》授萧奋，奋授孟卿，卿授后苍，苍授戴、德戴圣，是为五传弟子，所传皆《仪礼》也。又谓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今《大戴礼记》是。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礼记》之在西汉，原不立学官，即大小戴所删，亦不见《艺文志》。东汉后，马融、卢植、郑康成始各有解诂，通为三礼焉。故若论《礼记》之功，虽罢后苍可也。或曰：汉儒罢祀皆以过，刘向以诵神仙方术罢，贾逵以附会图谶罢，马融以党附势家罢，何休以注风角等书罢。今杜子春、后苍，子安得以过而罢之。余曰：无过者，虽罢，仍改祀于其乡。若杜子春、后苍者，依卢植、郑康成之例，祀于乡可也。或曰：毛苌为河间献王博士属，有君臣之分，而并列两庑间，魂魄其能安乎。余曰：吾思之稔矣，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则臣虽齐圣，不先君食可知也。当仍毛苌于两庑，而进河间献王德于启圣祠，位次在颜、曾、孔、孟孙四先贤之下，周、程、朱、蔡四先儒之上，亦称曰先儒可也。呜呼，余之为斯论也，自以为不可复易。昔程敏政当弘治初元，上疏议孔子庙庭祀典，孰者当存〔左氏　公羊高　谷梁赤伏胜　孔安国　毛苌　高堂生　杜子春　申枨〕，孰者当罢〔戴圣　王弼　刘向　杜预　贾逵　申党　马融　公伯寮　何休　秦冉　王肃　颜何　蘧瑗　林放〕，孰者当进〔后苍　胡瑗　王通〕孰者当改祀于乡〔郑众　范甯　卢植　蘧瑗　郑康成　林放　服虔〕，孰者当迁配于启圣〔颜无繇　孟孙氏　曾点　孔鲤〕与从祀启圣〔程珦　朱松〕，凡三十九人，俱不果行。逮嘉靖朝，张孚敬枋国始一一如其议，以行之论之定者。不行之于已，犹可行之于人。不行之于一时，犹可行之于后世。如此，余之为斯论也，深所望于后之君子哉。

按程敏政疏亦谓后苍有功《礼记》，宜与左氏伏生等一体从祀。则张孚敬之误，不独误读《汉书》，亦缘敏政有以先之。不特此也，以郑夹漈之博奥，犹谓汉世诸儒传授皆以《曲台》《杂记》，故《二戴礼》在宣帝时立学官，《周礼》《仪礼》世虽传其书，未有名家者。此何异说梦乎。篁墩一疏，援经据义，出入凛如秋霜，虽未见行当代，犹获见赏异时，故孚敬于其原疏之外，所特进者一人，欧阳修。从前祭酒谢铎之议黜革者一人，吴澄。从今举人桂华之议，从祀启圣祠者一人，蔡元定。愚窃有议焉者，欧阳修从祀，虽称其卫道之功同于韩愈，而实以濮园之议合于己私，故孚敬得而进之。当嘉靖六年，上已欲进欧阳修，缘费宏、杨一清不可而止，是当日君臣固未敢毅然行也。至孚敬则行之不恤矣。吾恐后世之君子有以议其短长也。愚尝考郑康成生平，与卢植同无过，而植经解已不传，康成尚大显于世，即其于三《礼》之功，亦不细。为当日计者，康成仍宜留。既而思之，康成最惑溺纬书。纬书起于成哀之后，东京尤盛，为儒宗者，正当引圣经以折其妄，而反援以证经，是信经不若信谶纬也。贾逵以附会图谶罢矣，何休以注风角等书罢矣，不罢康成，无以服贾何之心，改祀于乡，亦可谓得其平者矣。凡余议从祀诸儒，皆平心易气，不敢有一毫私喜怒于其间，良以此质鬼神，俟后圣之事也。今孚敬以濮议之唾余，一旦膺主眷，擅国柄，遂敢进其所私喜之人于庙庭，而又杀先师之佾舞笾豆为不同天子名之，曰不敢上拟乎事天之礼，不知德足配天，何不可事，以事天之礼乎。且成均者，天子释奠尊师之地也，以天子尊天子师，而用天子礼乐，又何不可之有。乃孚敬以意为降杀乎。噫，孚敬以势力压天下之久，俾不敢议其大礼，而又欲以势力压万世之人，俾不敢复议其祀典也哉。

又按《逸礼》三十九篇，谓唐初犹传，天宝之乱遂毁于兵。出草庐吴氏说，不知何所自来。独《朱子文集》及《语类》有唐初其书尚在一语，与他语互异。因遍考《隋·经籍志》《新旧两唐志》，俱无《礼古经》五十六篇或《逸礼》三十九篇之目。仅存者，今《仪礼》十七篇而已。贾公彦疏《周礼》《仪礼》，于郑《注》所引《逸礼》处，不能辨出何书。孔颖达疏《月令》，能知所引为《中霤》礼文矣。然亦不言具存，则可证唐初无现传之事也。安国壁中所得，实止《论语》《孝经》《尚书》《礼经》四部，无《礼记》。今云然者，亦偶本《汉志》。余又曾疑《汉志》“鲁共王坏孔子宅”一段，《礼记》“记”字为衍文，或“经”字之讹，因颜《注》未明，故未尽削去，实非属定论也。

又按《周礼废兴序》云：王莽时兵灾并起，刘歆弟子丧亡，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盖杜子春乃缑氏县人，非缑为人氏，与杜子春各为一人。《隋志》讹云“河南缑氏及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郑夹漈因之，遂谓《礼》有《缑氏要钞》四卷，不知此见《隋志》及《唐·经籍志》，俱为《礼记要钞》。《注》云：缑氏撰，似是六朝人。《唐·艺文志》则名《缑氏要钞》六卷，为宋戴颙撰。岂东汉初书乎。郑之妄多此类。

又按《隋志》云，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亦讹。《汉志》于此《记》，《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盖七十子既丧，源远而末益分，其时之学者，各撰所闻，故多杂。《隋志》误会，增“及”字，遂画为二样人，与杜子春同。请更证之，《汉志》于王史氏二十一篇下亦注七十子后学者。刘向谓王氏史氏六国时人，则“七十子后学者”六字，岂有仲尼弟子在内哉。

又按以后氏《曲台记》为即今《礼记》，误实始徐坚等《初学记》。坚云：见《礼记正义》。今《礼记正义》无斯语，坚复误。

又按石华峙紫岚告余，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谓如颜曾子思配飨庙庭，而路谷伯鱼反下从两庑之类，非谓并列于两庑者。并列两庑，若河间献王、毛苌，虽君臣，一统于先师之尊，左昭右穆，如宗庙行列，未觉不可。余曰：蔡元定父子不两祀之乎。紫岚曰：周辅成、程珦、朱松，皆以子贵，故宜从祀启圣。若蔡元定自有功圣门，非以子后重者，仍宜改祀于两庑可也。余曰：此说诚是，吾为子识之。

又按程珦、朱松从祀，程篁墩称其子之学开于父，一首识周濂溪于属吏之中，荐以自代，而使二子从游。一临没时以朱子托其友胡籍溪，而得程氏之学。且珦以不附新法退矣，松以不附和议奉祠矣。历官行已，咸有称述。若周辅成者，特以万历二十三年湖广抚按援珦松之例以进。案潘兴嗣亲为茂叔友又据其子所次行状撰墓文，并未及辅成行实一字，但云任贺州桂岭县令，赠谏议大夫而已。其云多善政者，疑后人傅会，非实。窃谓纵实，濂溪不由师传，默契道妙学，于其父何与哉。而援珦松例邪。罢之为宜。

又按程篁墩议孔子弟子从祀，据《家语》，而以《史记》所载为后人附益。误。太史公明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家语》在唐初已非古本，见颜师古《注》。窃又按孟子之父孟孙氏〔孙字宜去，方与庙庭亚圣之氏同〕，生平行实无考，以孟子之故，迁配启圣祠，人无异议。则祀典既可上及于父，亦可下及于子。四配中，曾子有子曰曾申，字子西。《集注》以为曾子孙者，非。贤见《孟子》，宜从祀。十哲中子张有子曰申详，贤虽下于子思，却与泄柳并亦宜从祀。或曰：其位次若何。余曰：公明仪既人此，二子当在公明仪之上，亦称先儒。盖仪又子张高弟，见《檀弓疏》。

又按李侗从祀，周木于成化乙巳曾请于朝，不果行。后作《延平答问序》曰：自愧寡陋，未考《元史》从祀之详。余案《元史·祭祀志》载宋五贤从祀，是至正十九年。胡瑜乞加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五人名爵，从祀庙庭，二十二年已准行矣。何后正统初，仍以胡、蔡、真入从祀。弘治间，谢铎、徐溥叠以杨时为请，议论虽正，终不知有胜国已行故典。然则，明臣之寡陋，大抵尔尔。窃以如木之能自愧者，亦罕其人矣。

又按十哲颜子居首，颜子既配飨，以曾子当其数而居子夏之下，后曾子又升配飨，在宋度宗咸淳三年，人以为必有若进矣，已而进子张子，张不愧也。窃思有若终不可屈两庑，但难位置之。偶读王伯厚《论语考异》曰：有若盖在言语之科，宰我、子贡之流亚也。以孟子、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为断。快哉，论也。又思两庑有公西华，以孟武伯问仁子路，曾谷等侍坐章观之，其政事之才，实与由求并，岂宜屈此。因思当上请于朝，广而为十二哲，如是，而德行有三人焉。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亦三人焉，宰我、子贡、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华，文学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张，或曰子张之属文学也，何居。余曰：程篁墩议王通、胡瑗从祀，断以程朱之言。愚则终始断以孟子，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皆孟子之言也。位置正宜于此，不然，孟子之言，反不若程朱矣。

又按王通、胡瑗从祀，程篁墩断以程朱之言，是已。但朱子《近思录》第十四卷，载论圣贤诸子之语，自孔子下十有六人，尽入从祀，虽荀卿、扬雄入而未终，终不似诸葛孔明尚阙焉有待者。窃以程子称其为王佐，为儒者，为庶几礼乐，可谓至矣。复讨论得陈氏龙正书有云：学须静其旨，与寂然不动通乎。集众思其道，与舍己从人近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罪废人而人感泣，其用与不费不庸不怨协乎。持心如秤，不为人轻重，所云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者，与诸葛忠武侯，直孟子而后一人，以序飨祀可矣，随之九四，次孔明于伊周程子先。得我心哉。余谓此段尤先得我心，即以之作《汉诸葛孔明先生从祀议》可。

又按孔明而外复得一人，曰宋范文正公。公宜从祀，屡为议者所归。讨论得王氏《飗书》，欲修、仲淹并进。王氏世贞则欲黜修而进仲淹。诚哉，先得我心矣。且其年最长，生于太宗端拱二年己丑，胡瑗少四岁，生太宗淳化四年癸巳，邵雍生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周惇颐生真宗天禧元年丁巳，司马光生天禧三年己未，张载生天禧四年庚申，程颢生仁宗明道元年壬申，颐二年癸酉，杨时生仁宗皇祐五年癸巳，罗从彦生神宗熙宁五年壬子，胡安国生熙宁七年甲寅，李侗生哲宗元祐八年癸酉，然后及朱、及张、及吕，一以齿。所谓异代者，既以序朝，而同代者，自宜序齿一也。或曰：圣门重道不重齿，果尔，朱子不应列宋之第十三。或曰：以从祀时先后序。果尔，胡瑗在明嘉靖始入，又不应突列周、程前。凡此皆礼之无可疑者。

又按从祀已入，而复罢者，皆各以其一实事。独荀卿生平无可以，仅以议论曰性恶是也。愚敢援荀卿之例及王阳明。阳明生平亦无可以，亦仅以议论曰无善无恶是也。辨无善无恶者众矣，而莫善于万历间顾、高二公。顾端文宪成谓佛学三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纲，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于告子易，辨四字于佛氏难。以告子之见性粗，而佛氏之见性微也。辨四字于佛氏易，辨四字于阳明难，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则阴坏实教也。其言曰：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也，去恶去其本无也。本体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阳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乎。然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下一语也。何者。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凡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则皆情识之用事矣。皆情识之用事，皆不免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为之。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凡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则皆感遇之应迹矣。皆感遇之应迹，则皆不足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去之。犹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吾亦无善无恶已耳，若择何者而为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择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恶在，若有善有恶，便非所谓无善无恶矣。阳明曰：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阳明且以无善无恶，扫却为善去恶矣。既已扫之，犹欲留之，纵曰为善去恶之功，自初学至圣人，究竟无尽。彼直见以为是权教，非实教也。其谁肯听。既已拈出一个虚寂，又恐人养成一个虚寂，纵重重教戒，重重属付，彼直见以为是为众人说，非为吾辈说也，又谁肯听。夫何故。欣上而厌下，乐易而苦难，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复困之以所厌，畀之以所乐而复撄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执上一语，虽欲不忽下一语，而不可得。至于忽下一语，其上一语虽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罗念庵曰：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才拈工夫，便以为外道，使阳明复生，亦当攒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此语殊未稳，学者以虚见为实，悟必依凭此语，如服鸩毒，未有不杀人者。海内有号为超悟，而竟以破戒负不韪之名于天下，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无之说，主本体言也。阳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识者。至等之于鸩毒。四有之说，主工夫言也，阳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于外道。然则，阳明再生，目击兹弊，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攒眉已乎。高忠宪攀龙作《方学渐性善绎序》曰：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征之孔子，所成之性，即所继之善也。名善曰无，自告子始，吾无征焉。竺乾氏之说似之。至王阳明始以心体为无善无恶，心体即性也。今海内反其说，而复之古者，桐城方本庵及吾邑顾泾阳。方谓天泉证道，乃王龙溪之言，托于先师阳明。攀龙不敢知。窃以阳明所为善，非性善之善，何则。彼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则是以善属之意也。其所谓善，第曰善念云而已。所谓无善，第曰无念云而已。吾以善为性，彼以善为念也。吾以善自人生而静以上，彼以善自五性感动而后也。故曰：非吾所谓性善之善也。吾所谓善，元也，万物之所资始而资生也，乌得而无之。故无善之说，不足以乱性，而足以乱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元，万之而万行。为物不二者也，天下无无念之心，患其不一于善耳。一于善，即性也。今不念于善而念于无，无亦念也。若曰：患其著焉，著于善，著于无一。著也，著善则拘，著无则荡。拘与荡之患，倍蓰无算。故圣人之教，必使人格物，物格而善明，则有善而无著。今惧其著，至夷善于恶而无之人，遂将视善如恶而去之，大乱之道。也故曰：足以乱教。此方君所忧，而《性善绎》所以作也。善乎，方君之言曰：见为善色，色皆善，故能善天下国家。见为空色，色皆空，不免空天下国家。见之异，则体之异，体之异，则用之异，此毫厘千里之判也。呜呼，古之圣贤曰止善，曰明善，曰择善，曰积善，盖恳恳焉。今以无之一字，扫而空之，非不教为善也，既无之矣，又使为之，是无食而使食也。人欲横流，如水之建瓴而下。语之为善，千夫堤之而不足。语之无善，一夫决之而有余。悲夫。又按阳明之学出于象山。象山生平，亦无可以。亦当以其议论曰：颜子为不善学是也。此语果是，则孔子为非，孔子不非，则此语殆无忌惮。且荀卿之所以疵者，在言性恶，与孟子相反。反孟子者既去，反孔子者顾可晏然而已乎。程子曰：既不识性，更说甚道。余亦谓既不识颜子，而轻诋之，岂真读《孟子》而有得耶。不过取其便于已似已处，标以为宗。不罢象山，亦无以服荀卿之心。曾戏语古人生平有三多，扬子云多却一莽大夫，吴草庐多却咸淳间举进士，与李易安多一张汝舟，均为终身疵。不然，此二大儒者，第取以言功于圣门，在汉胜董仲舒，元胜许鲁斋，孰得而撤其俎豆两庑之席哉。又按陈氏龙正书言，孔庙祀典损益更宜得中，成化中，增定舞佾八笾豆十二，以益为尊者也。嘉靖初，易像为主，易王称师，以损为尊者也。像非华教，而王号不足以极隆，惟师之尊，直与亲并，虽天子可以北向而事之。故嘉靖之损与成化之益，实相成也。即更大成殿为先师庙，亦以神明之礼事之，岂以庙之称为替于殿也。帝王所居，生称殿，死称庙，故曰清庙，曰世庙，曰太庙，皆神明之也。大内寝室有殿，子孙祀其先以生人之道也。今孔子万世公共之师，神明之宜也，何必如子孙之祀先哉。惟兼损佾舞笾豆之数，果当日言礼者迎附之失。应如王世贞议，复其旧。然世贞当日之请，所以不行者，亦以未阐损益之原在祭之者，而不在所祭者。礼，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师弟子之义，即父子可通也。孔子布衣也，而祭之于太学者，天子也。天子北面而拜飨之矣。顾以所祭者布衣，而不可八佾乎。然则，孔子生时固未为诸侯王也，虽六佾，岂其所固有哉。故佾之八也，笾豆之十二也，为天子主祭，而特隆之于太学者也〔此说非成化十二年增笾豆佾舞时诏通行天下〕。非以帝礼追隆先师也。若以帝，郡邑且不得概祭矣。其说为吾所已及者，言四配切近圣座，皆称子。盖以后人致敬前贤，不以生时师前弟名，祖前孙名之礼拘也。由是言之，则闵冉游夏之徒侍飨殿侧，即两庑之群高第弟子，及后世名儒，其上皆冠以先贤先儒，则莫非后人致敬前贤之礼矣。若犹呼名，于义未合。宜如《论语》记例，路、贡、游、夏及群弟子，悉以字称。如先贤子羽、澹台氏，子贱宓氏。后世诸贤有谥者，则举而加之。如先儒仲淹、文中子王氏、退之文公韩氏。宋儒道高者，自昔称六子，崇祯朝已特子之。入本朝，则敬轩薛文清公敬斋、胡文敬公之类。古者，大臣没则锡谥，正以易名为之讳也。今以后世庙祀昔贤，反不为讳，于义安乎。唯大学则天子所视，本朝从祀诸先生当特于谥前称名，如云先儒薛瑄谥文清，胡居仁谥文敬之位，盖以君临臣，不宜字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此为诸先生体尊主之心也。或曰：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天子批答章疏时呼辅臣为先生，御经筵呼讲官为先生，皆不以名。朝夕供职，犹见敬礼若是，况乎列食文庙，号跻往哲，何必名之。第曰：先儒薛先生谥文清，胡先生谥文敬，是则用上敬下谓之尊贤，体天子重道之心也。于先代字之子之，于本朝名不名两著，其义惟所取裁。言亦可录，独又言左不以字显，权且称名，不知丘明非左氏也。高堂生名字偕亡，不知伯其字也，见谢承《后汉书》。又按甲戌首春，交王复礼草堂于钱塘，示余《文庙祀典》，十四议内一议实为吾说所未及者，录之，略曰：宋洪迈言，孔门高弟颜既配享，曾复居堂，而二贤之父乃列从祀。子处父上，神灵未安。元熊禾言，宜别立一祠祀圣父叔梁纥，而以颜、曾、孔、孟四氏侑食，如此则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明嘉靖间果如其议，三贤迁配启圣。某以为从此类推，孔忠非夫子之兄子乎。公冶长非以子妻者乎。南容非以兄之子妻者乎。今尚列两庑，子思之神其能安乎。不若迁三贤亦配启圣，则伯鱼、子蔑兄弟也，皆启圣之孙。公冶子长、南宫子容姻娅也，皆启圣之孙婿。分同谊合，配享一堂，位在先贤孟氏〔宜改称子方合先贤称子之例〕之上，可也。

又按余考得《牛弘列传》，弘有《明堂议》云：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其书皆亡，莫得而正。《王居明堂礼》正三十九篇之一，康成引入礼注者。蔡又前于康成，故亦引入《明堂》《月令论》。弘云书亡，是至隋已不传，亦何怪经籍志无其目也。朱子谓五十六篇《礼》，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犹未考及此。有曾谓余，此《疏证》自郑康成来所未有，惜朱紫阳不得见之者，盖亦有以夫。

或谓予，子既欲近罢阳明，远罢象山，则居于两公之间，如白沙者，亦应在所罢矣。予曰：然。亦以议论，白沙诗有云“起凭香几读《楞严》”，又云“天涯放逐浑闲事，消得《金刚》一部经”，生平所学固已和盘托出，不为遮藏，较阳明予犹觉其本色。窃以儒如胡安定，虽粗然尚守儒之藩篱。如陆与陈与王，虽深却阴坏儒之壸奥。故一在莫敢废，一在必当罢，即陈氏龙正赞昌黎亦只曰粗粗守正。

或又谓，明从祀仅存文清敬斋矣，如斯而已乎。予曰：近讨论得四先生学，约为薛、为胡、为罗、为高，曰薛文清以纯粹之资，加刻厉之学，读书一录，力明复性之旨。胡敬斋认定一敬以接圣学之传。罗整庵当心学盛行，狂澜鼎沸，远摘金谿新会以正其源，近攻姚江增城，以塞其流，视薛胡两先生力巨而心苦矣。高忠宪一代正骨，力肩斯道，凡于学脉几微曲折，辨析不漏毫芒，灵心妙笔，又足发之。盖四先生者，羽翼宋五子者也。窃以明如整庵、忠宪，当续入从祀。

又按两庑先贤先儒位次，后多凌躐。或具疏，或私著论，皆以亟请厘正，以妥在庙之灵为言，诚不可已。盖缘有迁者、改者、黜者，西多于东。于是西之先儒左氏则躐于东之先贤秦非之上，西之汉儒孔安国则躐于东之周儒谷梁赤之上。甚且以弟而先兄，程颐之于颢是也。以南宋而先北宋，朱熹于司马光是也。他若此尚众。愚谓须俟上所议进者，悉进无遗贤。罢者悉罢，无幸位，然后一堂之上首四配少次十二哲，两庑之间，先先贤若干人，次先儒若干人。东西对叙，逐位递迁，一依其朝代及齿，不必拘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如宗庙之制，斯可称不刊之典。

又按山阳县学庙新成，笾豆放失，如式更制，有以其数来征余者。余漫据《续文献通考》载明初司府州县卫学礼学如太学答之。礼谓笾豆，当时循元制笾豆各以十也。又据成化十二年九月允周洪谟再疏请笾豆增为十二六，佾增为八，通行天下。通行天下，不止国学皆用十二笾豆可知。今当嘉靖降杀，后仍宜以十。杨开沅用九，闻而以《明会典》所载来曰：嘉靖九年，令南京国子监祭用十笾十豆，天下府州县学八笾八豆，乐舞各止六佾。礼固有差等矣。为之怃然，要他日国学复成化制时，府州县学降以十，固所甘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