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结构在优化、民生在改善。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2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降幅进一步扩大。就业物价收入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1.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涨势温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6%,快于经济增速0.6个百分点。
实现7%的经济增长来之不易。今年以来,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虽有好转,但一波三折,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增长态势总体疲弱。新兴经济体受美元走强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一季度全球贸易量仅增长0.7%,我国出口压力不断加大。上半年我国出口仅增长0.9%,其中6月份增长2.1%。从国内看,“三期”叠加影响不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方面,产能过剩、需求不振问题突出。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6%,连续40个月同比下降。另一方面,新兴增长动力虽然增长较快,但体量较小,尚不能抵消传统动力减弱带来的下行压力。面对困难局面,党中央、国务院积极作为,不断创新宏观调控,出台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着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初步扭转了经济下行态势,二季度经济增速与一季度持平。
三、7%的增长速度符合新常态发展规律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支撑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数量连续下降,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以及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效率提升,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然而,近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均出现下降。2014年,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67.0%,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自2010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1583万人,比上年下降371万人,自2012年以来连续3年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放缓。随着劳动力供给状况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2010年-2014年,农民工月均工资年均增长15.1%;2015年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月均工资超过3000元。
二是能源资源约束增强、环境要求不断提高。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人均石油、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但资源消耗的规模十分巨大。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13.3%,一次能源消耗总量却占到世界的23%。在国内供给能力有限而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60%。土地要素日益稀缺。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可用建设用地日益稀缺,土地价格快速上涨。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2014年末,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地价为3522元/平方米,为2010年的1.22倍。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因为土地缺乏导致项目无法落地和企业扩大投资受限的问题。生态环境压力突出。2014年,我国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2295万吨,二氧化硫(SO2)排放量1974万吨,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位。2014年,十大流域的702个水质监测断面中,除Ⅰ-Ⅲ类外的劣质水质断面比例高达28.8%,其中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近岸海域301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Ⅳ类、劣Ⅳ类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26.2%。大气污染问题突出,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人口数量红利下降、能源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决定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速均趋于放缓。这种增速“换挡”,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下所必然出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上,从国际范围看,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一段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增速出现回落也是普遍现象。1956年-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长9.2%,之后经济增速显著回落,1974年-1991年年均仅增长3.7%。1951年-1960年,联邦德国GDP年均增长8.2%,1961年-1970年回落至4.4%,1971年-1991年进一步回落至2.7%。1966年-1995年,韩国GDP年均增长8.4%,1996年-2011年回落至4.2%。有所不同的是,我国空间广阔,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比较明显,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即使经济增速“换挡”,现阶段仍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潜力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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