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观”的深刻时代意义（2）

二、“党建最大政绩观”的首要任务是探寻规律

党的建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科学，实践中必然要体现客观规律性。为此，要确立“党建最大政绩观”，必须从探索把握规律入手，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科学的方法去推进，以科学的制度作保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研究。

一是要研究创立中国政党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在20世纪之前，政党政治的研究仅作为政治学的一项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才把政党政治作为政治学的重点研究内容。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政党政治作为独立研究对象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政党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细究起来，党的建设研究与政党政治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党的建设以政党为系统，以政党的方方面面的活动为单元来展开研究；政党政治则以政治体制为系统，以政党为其中的主体，以政党和政治体制中其他要素的互动为主要内容来展开研究。政党的活动和政治体制也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只有把政党放到政治体制中去考察，才能真正把握政党活动的规律；另一方面，政党在政治体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不弄清政党内部结构及运作，政治体制的运行也难以真正弄清楚。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根本建设提出来以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这就要求党的建设研究必须从我们党与其他政党、党与政权、党与社会的关系上，探索和把握内在的联系和规律。这不是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西方政党政治学所能代而行之的，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研究创立中国政党政治学。这对于了解和掌握世界各国政党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原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是要研究党建“一条主线、五个重点”分层次实施的规律。从纵向上看，作为“一条主线、五个重点”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落实到中央及地方不同层面，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并体现各自的特殊规律性。而现实中一些抓党建的做法，则是不加区别地一个口径、一种方法、一个套路灌到底，甚至相当多的党组织负责人连地方党建和基层党建的特点都不了解，更谈不上如何把握各自的规律去开展工作。这样很难对症下药，也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从横向上看，基层党建又分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传统领域又包括农村、国有集体企业、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新兴领域又包括社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新兴领域党建应该如何开展工作，其特点和规律都需要花大气力去研究。同时，党的建设“一条主线、五个重点”，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只关注共性，忽视个性，用同一种模式或方法去抓基层党建工作，就难以奏效。纵横交错看，党的建设的“五个重点”，解决了自身建设问题，但从执政能力建设分析，如何同民主党派、国家政权机关和经济社会组织相联系？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如何从相互关联的体制和机制上研究和把握运行规律、形成科学的执政方式方法？在基层，如何以党组织为核心，研究基层党组织同经济社会组织、群众组织以及宗教组织的关系，如何加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的配套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

三是要研究党的统一领导和行政首长负责制关系的规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政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研究和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理论上看二者关系似乎不存在问题，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中国共产党章程》，都有明确界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尚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和把握。比如，各级党委如何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地方政权建设中，如何既要防止“以党代政”，又要防止“以政代党”？党章尽管明确党组是领导核心，但并未引起高度关注和有效探索。尤其是在决策“三重一大”问题时，本应由党内通过民主集中制集体决策，但实践中却代之以行政首长负责制的个人决策。由此导致腐败事件接连出现。为此，我们必须从制度及程序的设计和实施上多加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提出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将为彻底扭转“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状况，为推进政府和部门的决策科学化创造了条件，也为厘清“三重一大”决策上的党政关系提供了契机。以党组（党委）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决策，既避免行政首长负责制在重大事项上可能出现的决策失误，又为一些领导干部不敢担当，不愿作为的“怠政”找到一种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