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的历史贡献（2）

1967年和1968年，联合国大会分别通过《领土庇护宣言》和《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补充了“战争罪犯无权要求庇护”和“战争罪犯不适用法庭时效”两项原则。这两个原则与上述纽伦堡审判所适用的七个原则合起来，构成现代国际法惩办战争罪犯所适用的国际法原则。(1967年联合国大会《领土庇护宣言》、1968年联合国大会《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1970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以及前卢旺达国际法庭和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的审判实践，都明确肯定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新的战争罪概念的管辖权。)“纽伦堡原则”的确立，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使今后在处理战争罪时能够有法可依、有律可循。 

纽伦堡—东京审判在组织与程序等方面，也为以后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提供了范例、积累了经验。纽伦堡—东京审判的参加国之多、审判规模之大、审理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法庭受理和审查了数以万计的证据，有关证据资料达8000件，其中检察方的证据资料为21200页，辩护方为26800页；听取了数千名证人的证言，仅出庭作证的证人就有12个国家的419人；经受了多种语言相互翻译的考验，留下了几千万言的庭审记录，仅法庭英文速记记录就达48412页(日文为10卷千万字以上)；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这一切，都推动了国际军事法庭组织法、程序法以及证据法的发展。 

纽伦堡—东京审判也是一次世界范围的国际法制教育。在法庭开庭期间，每天均有世界各国的记者参加，记录着庭审情况的新闻稿件、照片连绵不断地从纽伦堡和东京向世界各地发送，以飨世界各国人民。在中国，东京法庭开庭后，《大公报》《申报》《新闻报》以及延安解放区的《解放日报》等各报纸都纷纷加以报道，以便及时让中国人民知晓有关审判的情况。单就《大公报》而言，在东京法庭开审的头三个月(1946年5月、6月、7月)，几乎每天都有报道此次审判的专栏、专电。事实证明，这种客观上形成的世界性的国际法制宣传、教育，是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的。要维护世界的长久和平，使各国和平相处，发展各自的民族经济和文化，不仅要有各国国内的法律和法律秩序，也要使各国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维护国际的法律秩序，而各国人民正是监督自己政府建立这种法律秩序的主力军。 

东京审判作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见证将永载史册。 

（本文摘自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何勤华等合著《东京审判———正义与邪恶之法律较量》一书，刊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