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作为科学之应该与可能（5）

五、科学化的三大任务：概念、方法与逻辑

康德曾经说过：“任何一种学说，如果它可以成为一个系统，即成为一个按照原则而整理好的知识整体的话，就叫做科学。”[32]也就是说，科学是通过理性的论证把一系列证明为真的陈述按照一定的方法或程序联系成一个逻辑上能够自洽的观念体系。教育学要实现科学化，至少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建立一系列能够构成其新的研究纲领之“硬核”的基本概念体系；二是确立一整套论证方法，从而能够确实可信地证明那些能够支持其“硬核”的理论陈述；三是形成一系列严密清晰的思维规则，能够围绕其“硬核”把这些理论陈述联系起来成为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正如瓦托夫斯基(Marx W.Wartofsky)所论述的那样，在从前科学的认识经过常识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概念和概念的批判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还特别以“运动”概念为例，证明“对概念的理性分析因而直接影响着概念的运用”。[33]教育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建立一个清晰明确的核心概念体系十分重要。如果我们连“教育”这一最基本的概念都必须弄出一个广义定义和一个狭义定义来，那我们对教育学的科学性，甚至对其更为基本的逻辑性，恐怕都难有一个较高的期望。从哲学角度来说，“教育”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之分本身就说明了我们还没有真正把握教育这一现象的“质的规定性”。我们很难想象物理学有广义的“原子”和狭义的“原子”，化学有广义的“酸”和狭义的“酸”，因为那必然导致科学理论体系因陷入基本概念的混乱而崩溃。

在概念、方法和逻辑这三方面工作中，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概念研究最为关键。德国学者布列钦卡(Wolfgang Brezinka)曾尝试通过对教育学基本概念的清理来探讨教育学的科学化。他把既存的教育学分为实践教育学、教育哲学和科学教育学三种，认为“教育科学的理论基础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实践教育学……实践教育学的专业用语或专业术语又均来源于口语或日常语言……其缺陷主要有二：一是多义，二是含糊不清”。[34]在布列钦卡看来，这是教育学科学化的重要障碍。然而，虽然认识到了科学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事实”，但布列钦卡选择的仍是一条从概念到概念的清障之路。他就教育学基本概念展开的几乎所有辨析，都建立在既有概念和概念体系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关于“教育事实”的观察和经验研究基础之上。问题是，如果离开了对经验事实研究的验证，当我们借概念B和概念C构成的语境来分析和确定概念A的内涵和外延时，又如何保证我们对概念B和C的内涵和外延的把握是正确的呢？也正因为这一根本局限，布列钦卡从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辨开始，最终却陷入了无法挣脱的循环的概念纠缠。这再次说明，我们必须首先跳出抽象的概念系统，真正对作为人类学事实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教育现象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这才是教育学科学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教育学核心概念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概念化的实质不在于定义，也不在于对这些定义展开脱离经验事实的纯粹观念上的争辩，而在于对相应的经验事实的分类。科学是要运用概念来把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客观现象进行分类，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主观描述来对客观现象进行无事实基础的强行命名。跳过艰苦的事实研究而直接用主观的定义来代替对教育现象的科学界定，这是不少教育学研究者们经常采用的偷懒做法。对教育现象的类型学和谱系学研究，一直是教育学研究领域最薄弱的环节。“确实，如果不参照分类学，即对其所解释之‘事实’的分类，一个解释型的理论就无法建立起来……很简单，除非研究者们能够把他们正在讨论的存在物一一鉴别开来，否则他们之间不含糊的交流就是不可能的。”[35]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我们首先应当作的一门功课就是对作为经验事实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各类教育现象进行科学的采集、整理、分类，进而厘清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描述其各自的内涵、外延及其相互之间的谱系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教育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只有建立在坚实的经验事实研究基础之上的概念体系，才有可能为教育学奠定真正科学的概念基础。

作为一种方法的分析哲学在概念化过程中的确有其独特的价值，在精确地阐释教育学各种理论陈述所包含的意义、确证教育理论的逻辑可靠性等方面，分析哲学的方法也有特别重要的特殊意义。布列钦卡关于教育科学基本概念的研究，对清理概念的内涵及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精确地厘清教育学理论陈述的确切意义等，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语言和思想的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人放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而捡起了功能主义的或民俗学方法论的文本，我们很容易相信这个人已经从一个语言世界转移到了另一个语言世界……问题的背后是语言在科学思想中之中心的、根深蒂固的作用”。[36]就清理思想本身而言，布列钦卡的逻辑操作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含混的概念的确是教育学科学化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种话语要想获得完整的科学地位，就必须提出毫不含糊的标准，以确定哪些陈述形态在其中是允许的，并划定自身与其他话语之间的边界。”[37]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通过概念分析获得精确的意义的确是一项必要的工作，但我们应当同时看到这种方法之有效性的阈限，即限定在语词领域的操作不能解决关于经验事实的问题。这种方法应当仅仅作为一种概念澄清的辅助工具，而不是据此形成概念。概念的形成逻辑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而不是从理性到理性、从概念到概念。所有科学概念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经验事实研究基础之上，尽管这条道路较之概念分析要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