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型人口红利及其良好开端（2）

质量型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因劳动人口在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提高而获得的额外收益就是质量型人口红利。提高人口质量的理念能使我们摆脱“数字型”人口红利思维模式的窠臼，特别是能够远离“人口诅咒”，即由于廉价劳动力充裕而导致的创新能力的发育不良。

提升劳动人口质量的路径是教育。人们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进步无不源自教育。即便是自学成才，也可以将其看作一种特殊的接受教育的方式。在相关研究中，抽象的劳动人口质量多是通过受教育年限这一有形指标得以衡量的。就质量型人口红利来说，获取的关键也是不断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

值得深思的是，人口质量的提升不仅能够增加有效劳动人口的产出，而且还有自动抑制人口增长的功能。个中原因简单说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接受教育时间长的人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多生育后代并非他们唯一的未来保障的策略；二是由于对后代的抚养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质量越高的劳动人口机会成本就越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对此曾于20世纪90年代在顶级学术期刊《政治经济杂志》上作过严谨的分析，他指出经济体的发展存在两类均衡，一类是多生后代而忽视人口质量投资，另一类则采取相反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我国人口的教育水平，不仅可以获得有效劳动人口单位产出的红利，而且还可以在环境、资源等方面减轻人口总量带来的压力。

质量型人口红利的良好开端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劳动人口在质的方面有了很大改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普九”的推动下有了很大提高。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依然偏低，公共资金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对称。

为进一步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不少学者提出了增加义务教育年限的政策建议。笔者赞同增加义务教育年限来提高未来劳动力质量的建议，不过在高延还是低伸的方向选择上，笔者更希望义务教育首先惠及学前阶段。当然，义务教育能够同时向高中和学前教育延伸更好，但双向的延伸必然大幅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受公共财力的约束，短期内义务教育的延伸恐怕只能从其优者。

选择将学前教育纳入强制提供体系，不仅是因为其本身即有快速增加有效劳动人口数量的功效，而且还因为它的诸多比较优势。

首先，人力资本积蓄的规律表明，前一阶段的学习会影响到后一阶段的效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写道：“成人所拥有的能力深深地取决于其幼儿时的经历……幼儿时代良好的准备能够提高我们进入高质量生活的技能。”大量的教育研究也显示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在进入后续的学习阶段都有着更为优秀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