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信息化浪潮中的机遇与作为（3）

记者：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在当前很热门，也引起了很大关注。您怎么看待它？

邬贺铨：大数据是相对于一般数据而言的。目前对大数据尚缺权威的严格定义，但较普遍的解释是指“难以用常规的软件工具在容许的时间内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规模大是大数据的标志之一，但大数据之所以难处理不仅在于规模大，更大的挑战是其随时间的变化快和类型的多样性，根据可否用表格或关系数据库的表和视图来表示而区分为结构型和非结构型数据。其中，照片和视频等就是典型的非结构数据。随时间和类型的变化增加了大数据的复杂性但也同时丰富了大数据的内涵。通常用4V（Volume、Velocity、Variety、Value）来反映大数据的特征，即量大、增长快、多样性和高价值。这里的高价值是从价值密度很低的大量数据中筛选出来的。

大数据的本质是实事求是，尊重数据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以全面的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大数据思维可以运用到各行各业。在社会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领域、制造领域、农业领域、商业领域、金融领域、交通运输领域、医疗卫生领域、军事领域，甚至政治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大数据将带动起大数据产业和市场，包括硬件（服务器、存储器、联网设备等）、软件（关系数据库、非关系数据库、数据分析软件、数据应用软件和安全软件等）与服务（云计算、数据存储服务、数据软件的开发工具平台服务、数据分析软件平台服务、提供数据分析解决方案的服务等）。大数据的服务业属性大于制造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大于对本身产业的影响，社会效益大于直接经济效益。大数据影响之大和受到广泛重视也正是因其溢出效应明显。

记者：新一代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不少战略机遇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很多难题。其中，网络安全问题就是典型的一类。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邬贺铨：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信息技术的应用越深入，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对信息技术的依赖越多，信息技术产品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带来的安全问题影响就越严重。黑客利用软件设计的漏洞植入病毒和木马，盗取有用信息或谋取经济利益。目前针对智能手机有3000多种病毒和5万多种恶意应用软件，而移动智能终端因功耗限制无法像PC那样内置功能完善的防病毒软件。云计算和大数据中心会成为集中攻击的对象。我国在自主可控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产品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不少差距。如过分依赖国外的大数据平台，难以回避信息泄密的风险。《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报道，我国面临大量境外地址攻击威胁，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在2013年境内1090万余台主机被境外服务器控制，其中源于美国就占到30.2%。我国境内6.1万个网站被境外控制，较2012年增长62.1%。2013年针对我国银行等境内网站的钓鱼页面数量和涉及的IP地址数量分别较2012年增长35.4%和64.6%。信息技术被用来作为国家间政治、经济与军事竞争的手段，斯诺登事件就是一例。

我们要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网络安全。2011年以来美、英、法、德、俄、澳、加、韩等国纷纷制定国家Cyberspace战略或Cyber Security战略。Cyberspace（赛博空间）包含网络基础设施、数据内容和控制域，即覆盖传输层、认知层和决策层，其范围还将从目前的互联网拓展到各类网络、各类数据链和所能链接及管控的各类设备。Cyber Security（赛博安全）的含义不仅是传统的网络基础设施安全，还包括信息层面即数据或内容的安全以及对被控制或被影响对象的执行决策层面的安全，即与信息化有关的非传统安全的综合。2014年党中央成立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为我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提供了战略保障。

我们要加强网络治理，保障信息安全。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是宣传社会主义文化的阵地，也是不法分子或居心叵测的人散布谣言煽动事端或欺诈的角落，要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同时还要加强引导和治理，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保护网民和企业的利益。

我们要重视网络和信息安全产业的发展。我们不可能等待安全再推广信息化。没有永恒的安全，总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安全问题需要依靠发展来解决，我们要加大对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网络与信息安全产业占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比重在欧美国家达到8%~12%，我国目前仅1.5%。我国信息安全产业整体相对弱小，关键产品和服务依赖进口，高端信息安全人才缺乏。对信息安全产业也需要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大扶持力度，力争实现《信息安全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目标，即到2015年产业规模突破67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