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学

以何廉、方显廷为首的南开经济学人在其创办的《大公报·经济周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推动和深化了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程。编制与发布的《南开指数》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急剧的转型阶段，反映这一时期经济状况和抗战救国方略的中国经济学也应运而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出四大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抗战时期力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达、王亚南、许涤新、薛暮桥、钱俊瑞、何廉和方显廷等人。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共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译著200余种，其中一大半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出版的，这为加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例如，陈望道的第一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出版，李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全译本1930年1月问世，陈启修的《资本论》第一个节译本即《资本论》第一分册于1930年出版。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马列学院及其马列著作编译部，翌年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后改为中央出版局），以解放社名义出版马列著作。

李达是倡导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人。他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问世的《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等著述，力求“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认为“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与去迹。”毛泽东曾向延安理论界推荐此书：“李达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经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

王亚南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他与郭大力一起最早译介了《资本论》三卷本（1938年），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全力把“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作为研究的重心。他一生有著、译四十余部，论文三百余篇，其中，《中国经济原论》（1946年）就是他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经济形态的中国经济学。

许涤新为建立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道路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做了可贵的探索。他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民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特点。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香港撰著出版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本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理论、学术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活生生的现实意义，是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读本。

薛暮桥和钱俊瑞致力于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他们主持《中国农村》刊物的出版和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独辟蹊径。钱俊瑞在《怎样研究中国经济》（1936年）一书中指出，研究中国经济应遵循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他陆续出版有《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的研究》《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国民经济建设方案》和《中国国防经济建设》；薛暮桥则发表了《江南农村经济衰落的一个缩影》《中国农村经济常识》等文章，均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代表作，对研究中国经济、抗日救亡和指导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何廉和方显廷倡导“知中国、服务中国”，擅长从学理的角度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提出了具有本土特性的工业化理论。置身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动荡严峻的抗战环境中，他们系统深入地开展了对中国工业的调查，编制与发布了著名的“南开指数”以及中国工业化系列调查报告，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主持编制的《（战后）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第一期国家经济建设总方案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提要）》（1945年竣稿），集中展现了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构想。此外，他们还致力于经济学教学的“中国化”，提出了“土货化”的发展方针，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在南开大学招收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