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学（2）

二、战时统制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统制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加快经济发展和经济备战。1937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迅速将平时的经济体制向战时的经济体制转轨，对金融、贸易、物价、物资、工业等实行全面的经济统制。其中包括发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设立了中、工、交、农四行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贸易调整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专卖政策与统购统销政策；集中全国财力保障抗日战争的需要，改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将原属于地方财政的田赋、营业税、契税等主要税源收归中央，形成中央税权高度集中的战时财税体系。

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聚焦于统制经济这一救国富国方策，多次展开了关于“统制经济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例如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一届年会的主题就是“中国施行统制经济政策之商榷”。当时的国内各主要刊物如《经济学季刊》《银行周报》《东方杂志》，甚至以标榜自由主义为宗旨的《独立评论》等杂志，都参加了这场讨论。统制经济成为热门词汇，以致一般经济学教授不在讲坛上纵谈统制经济就不足以显其本色。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李权时、罗敦伟、张素民、陈长蘅等人拒斥自由经济，主张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倡导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强调中国再要走欧美列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老路已不合时宜。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胡适、顾翊群、唐庆增、梁子范等处于守势，并力图把这一场争论引向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纯学术之争。这场关于统制经济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是学术界在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与民族危机下重建经济的一种积极思考，为国民政府实行全面经济统制即战时经济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三、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两种评价

1936年问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掀起了“凯恩斯革命”，并且风靡中国。中国经济学社主办的《经济学季刊》对凯恩斯的《通论》最早做了介绍；姚庆三的《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1938年）一书，认为“凯恩斯此书不愧为一空前之贡献……可知凯氏之新说已浸浸乎成为今后新经济学之柱石矣。”刘涤源的《货币相对数量说》（1945年）一书以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来建构其货币相对数量理论体系，并获得国内最高学术奖杨铨奖金和中国财政学会奖金。

反对者和商榷者也大有人在。蒋硕杰在影响力颇大的英文期刊《经济学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1943年）一文，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胡代光对凯恩斯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做了对比分析，在他看来，他们都是正统派理论的叛逆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障碍就在资本的本身；凯恩斯注重分析全社会生产量与就业水平的决定，只是一种短期经济变动的理论，而《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发展，擅长于长期的动态分析。樊弘的《凯恩斯与马克思论资本积累、货币及利息等理论》（英国《经济研究评论》1939年第7卷第1期）则认为，凯恩斯的研究始终未跳出马克思的“巨掌”，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将凯恩斯理论混同于马克思理论的见解。

中国经济学界还对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展开了有意义的争论和独到的阐述。其中，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达到充分就业”问题的争论，颇为引人注目，以徐毓枬、杨叔进、丁忱两、桑恒康等为代表的否定派成为主流。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基于中外国情的异质性，对凯恩斯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提出了质疑，他基于9大理由而得出的结论是：《通论》“是完全根据于极端资本主义，高度工业化的英美两国的情形而写成的，凯恩斯的大著以及凯恩斯学派的学识移植于我国，实有格格不入之弊”。此外，万一华的《凯恩斯理论能中国化吗？》、吴大琨的《介绍一本关于凯恩斯研究的专书》也对此持否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