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学（3）

四、财政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脱颖而出

抗战时期，战时经济研究特别是战时财政学和战时金融学，受到经济学界尤其是各个研究部门、大学、各银行研究部门学者的关注，成果颇丰。尹文敬的《战时财政论》（1940年）、蔡次薛的《各国战时财政政策》（1942年）、马寅初的《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1940年）等，建议加税（如临时财产税）发债、财政战时转轨为统制财政，并特别关注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问题。但国民政府并没有采纳马寅初的主张，主要依靠通货膨胀和发行公债来筹措战时经费。1935年的法币改革虽有助于统一币制，解除因白银外流引起的金融危机，但纸币的财政性发行在战时加剧了通货膨胀，促使物价飞涨，最终成为战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一大导火线。

理论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实践的需要程度。抗战时期财政学、金融学、货币银行学、保险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工商管理和贸易经济学、会计学与统计学、人口学、世界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学科的发展风生水起，蔚为大观，一批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杂志应运而生，有些领域的研究成果甚至已跻身于国际学术研究前沿，例如：发展经济学（张培刚）、对于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及法国重农学派的研究（赵迺抟、李肇义）、经济通史研究（马乘风）、关于现代中国人口的统计（陈达）、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林霖）等。

以史为鉴，忘史亡国。这一段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势不可挡，我们有这个理论自信，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同时也不排斥从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中找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以移植、借鉴和吸收的合理因素。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武汉大学）